环境立法经济手段的运用
------协调发展原则与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的运用

湖北 武汉大学法学院
陈 静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是根据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协调发展原则以及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以及我们现在运用的局限，提出引进市场机制理论，并据此而讨论适用于他国实践的一些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

关键词：
协调发展原则 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 市场机制 环境保护

在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环境保护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然而在环境的立法上，主要还是行使国家的职能，加大环境的治理和预防的力度，同时适当的收取与此有关的责任人的相关费用。然而，在市场经济下，适当的经济手段也可在此此处使用，让市场来引导一定的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原则，即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指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统筹规则、同步实施、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这一原则，正确的反映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即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1996年8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上述的各项都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确立。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立法的趋势似乎不仅仅在行政方面，同时根协调发展原则与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经济手段的介入环境立法，是环境立法的趋势。
协调发展原则的贯彻，主要体现在3点，第一，加强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第二，把环境保护切实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第三，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前两方面主要是政府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体现，即运用行政权力进行发展策划。而最后一个方面，除了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的环境经济的政策，进行奖励、优惠或者征收之外，个人和企业也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有利于其的经济或技术的措施。如何使得企业个人投入进采取这方面之中呢？这就需要市场机制的引入进行引导。环境立法需要引入市场机制的引导功能，而不是单方的一些奖励或优惠政策。根据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政策未必起到真正很有效率的作用。
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的贯彻，也主要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第二，对超标的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加大限期治理的力度；第三，运用经济手段，促使污染、破坏者积极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第四，强化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这个原则的贯彻和本文的命题有最重大的关系。
于此，我们得出，社会发展兼顾环境的保护是当代环境的要求，同时市场机制是引导发展趋势的最好的调节器。根据以上两个原则，对于社会，可持续的发展和资源的利用是这种经济手段介入的背景。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环境问题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企业的环境保护活动（如采用防治环境污染的技术等）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的经济利益或利润所决定，另一个方面，环境退化主要是各种不适当的经济活动的产物，机制失灵（又译为制度失灵）是环境资源退化和发展不可持续性的原因。在美国的法学家波斯纳创设的法律经济学中，核心概念是“效益”，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用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这里的“资源”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法律权利等人为资源。我们这里可以从环境资源的角度理解引入市场机制的基础。

下面，我将根据这两个原则以市场机制的引入浅谈一下我的理解。
首先，我们现在采取的手段可以分为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非经济手段主要是政府职能的体现，例如政府的治理和规划。经济手段主要是奖励、惩罚、征收税务等等手段。
再者，以上谈到的经济手段都是将个人或企业的责任放在征收治理费用的角度上的，或者低效率的防止他们过渡的破坏环境。这样而来，企业需要减低他们的成本不会在环境的角度。因为无论怎样，他们对环境的负责是一样的，不存在一个可以节约成本增加利润的空间。如果，引进一个量化的交易权的话，就有可能将环境问题与成本挂钩。例如排污交易权，即排污权交易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 政府先要设定某区域内的总量调控，对该地域或空间内可容纳的最大污染物总量面向企业进行分配，在初始分配后允许企业进行交易排污权，这样通过市场手段将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治理成本高的企业，最终实现社会以最低成本减少排污染物，从而使环境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个环境押金的制度。押金制度是指通过强制性的措施，使消费者在玻璃或塑料等容器（包装物）上存款或押金，以促进消费者退回或循环使用这些容器或包装物。一般作法是：在消费者购买饮料等商品的同时，为包装或装有这些饮料或商品的容器或包装物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如果消费者将使用过的这些容器或包装物退回给原销售者，则销售者根据其退回的容器或包装物的数量，退还消费者预先为这些容器或包装物所支付的押金。如果消费者不退回其已经付过押金的容器或包装物，则其所支付的押金将不能退还。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市场机制。除了这两种制度之外，还存在生产和治理结合的方法。早段时间，新闻上报道了关于计算机废物的问题。主要是在现在，计算机的更新很快，同时引起了很大的计算机垃圾的问题。然而这样专业的垃圾，具有巨大的污染性，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具有处理这样的垃圾的能力的。于是，美国的电脑公司引进了一种制度，即在计算机的成本中加上了之后处理的费用，用户可以将被淘汰的计算机交回购买的公司，公司进行免费的接受和专业的处理。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使用者对电脑垃圾的处理的困难，另一方面，电脑公司减低了其对计算机垃圾存在的污染责任，因为其负责了主要的处理任务，且费用方面已经加入到成本内，由消费者支付了，其实也就是节省了对环境问题的经济投入，减低了成本。同时，这样帮消费者分担了处理废物的担忧，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增加了公司的销售额度。而在处理废物的同时，公司因为需要降低成本，不断地提升其处理废物的技术和消费以增加利润减低成本。以上公司的行为，其实在追逐其最高的利润，但是在客观上对环境的保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现代社会所最需要的效果。
然后，在征收税的方面，虽然税收是我们处理环境问题的最主要经济来源。但是我们往往在税收方面很少贯彻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即不同的行业对环境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贯彻公平原则，应该根据不同的影响程度来进行不同的征收。很多国家，如美国、欧盟国家都有对环境保护税收的相关的立法。美国已着手对每吨碳征收6至30美元的碳税，并开始征收交通税，每次行程收税1～4美元。比利时、德国、英国、丹麦、意大利等国也制定各种生态税收法，分别针对能源、三废、产品包装等征收税收。
最后，在财政上，我们可以设立更多的辅助制度来引导环境的保护。很多国家有环境保护资金的设立。欧盟国家通常采用的经济手段包括环境保护税收、收费、低息贷款、保险手段、环境标志、环保拨款、补助金、押金、加速折旧、排污许可及排污交易等。美国《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1980年）规定设立危险废物基金和关闭后的责任基金。其中，低息贷款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方法。例如，一个对重视环境保护的企业，必定在成本上有关于环境方面的投入，因此会提高环境成本，与其追逐利润的目的相违背。若进行对其的低息贷款制度，在贷款上对其进行帮助。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奖励的行为，奖励和鼓励这种对环境的关注的企业，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环境保护的进程。设想，进行此种财政上的帮助与对一个不注重环境保护的企业的环境治理所花费的费用相比较，节省了很多费用，符合双方的行为目的。根据波斯纳的经济法学的理论，法律的作用便是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在此处环境立法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综上所述，根据协调发展的原则和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客观上需要在环境立法上引进市场机制的理论，符合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根据市场机制与环境保护的特点，我提出了一些国外实践证明可用的主要经济的手段来引导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总结下来，主要是四项主要的措施：第一是收费和收税；第二是可交易的许可证；第三是押金制度；
第四是财政补贴制度。
以上是我对协调发展原则和利益和责任原则在环境保护的具体作用的理解。具体与社会的相关适应与和中国具体的国情特殊性相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进行探讨。不过，在以后，也是我值得思考的问题。


主要的资料来源：
[1] www.lib-star.com
[2] 期刊网 论当代环境资源法中的经济手段（J） 蔡守秋 1998年
[3] 环境保护法教程（第四版）（M） 韩德培




宪政是民主的最基本方式

秦前红


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终极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组织自己？如何把人与人组织起来，以便保持和平、自由和繁荣？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和解决方式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体制。当社会把这种解决的最高权力归属于一个人的时候，它便是君主体制；当社会把这种解决的最高权力归属于少数人的时候，它便是贵族体制；当社会把这种解决的最高权力归属于大多数人和全体人时，它便是民主体制。
民主通过倡导权力在民满足了人们对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追问，近代启蒙思想家则以公共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并应对委托者负责的社会契约理念完成了对民主的证成。尽管民主的理论源远流长，民主的含义也众说纷纭，但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的最基本权利应属于人民。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为：（1）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人民的政治积极性，扩大人民的公共参与；（2）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赋予人民最充分的知情权和表达自由；（3）在建构公共秩序，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使公民的个人利益得到最大实现，使绝大多数人都能精神愉快，心情舒畅；（4）执政者具有良好的政治品德，高超的执政能力，严格的责任意识。
民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建设主体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种方式，发挥它们的合力。但在上述诸种方式中，无疑宪政是最基本的方式。所谓宪政它是由一整套价值理念、法治规范和政府体制组成的严密系统，宪政是法治的最高表现。宪政首先意味着政府应受制于宪法。它意味着一种有限的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且只为了人民的同意而行使；其次，宪政意味着公民权利的广泛保护和私人自由空间的充分保留；再次，宪政意味着权力的适当分离以避免权力的专制和垄断集中的危险；最后，宪政要求作为社会正义体现的司法机关享有应有的独立性，从而既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又防止公共权力偏离正常的行使轨道。宪政作为民主的最基本方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宪政表征民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正如美国著名思想家潘恩所说：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一切授予的权力都是委托，一切僭取的权力都是篡夺。民主政府作为强调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合法政府，自然应建立在人民的同意基础之上。这种同意应在人们为建立政府而达成的社会契约中反映出来。这种社会契约通常采取宪法的形式。而宪法又会通过确定政府的政治构架及其政治蓝图，使人民同意受其统治。当今几乎所有国家都把“人民主权”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政原则，并通过民主选举、公民复决、公民投票或其他间接民主方式来体现这一宪政原则，从而使民主有了最坚实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根基。
第二，宪政弥补了民主的固有缺陷。民主作为一种工具操作价值，它并不能代表绝对的善。因此，古往今来人们给民主加上无数的修辞语。如“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民主”、“多元民主”、“国家民主”、“政党民主”、“军事民主”、“生活民主”等等。一般而言，民主如果不与法治宪政结合起来，就不能实现公正、公平和合理。这是因为，民主信奉“人人当家作主”，相信人有“完全理性”和“充分自治能力”。民主论者基本上都是性善论者。他们相信可以通过人的理性，激浊扬清，改造社会。但事实上人拥有的知识能力和决策能力都是有限的，不仅受到物质因素和环境不确定的限制，还受到诸如记忆容量、判断准确程度、计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所以，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与制度创制，来预防人的理性不足。著名思想家卡尔·波普曾说“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邓小平同志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好可以是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社会的制度有多种，但只有宪政制度最能减少人类事务中的独断专行程度。作为自由保护者的宪政所具有的前涉性（不朔及既往）、确定性和平等保护性，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反对恣意，防止专断。宪政理论不相信政治权威的道德性，即使是通过民主选择的决策者，宪政理论对其在其制定公共政策时能否遵守程序、能否保障人的权利和尊严，持消极和谨慎的态度。对于一个公共权威，宪政所关注的不仅仅它能做什么，更在于它不能做什么。因此，限政乃是宪政最为本质的目标和价值。
第三，宪政能确保民主政治的良性化。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列宁所说的国家制度、国家形式问题，或者说是政权问题，即权力的来源，权力的配置和行使方式问题，而宪政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权力“总有着一种越过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诱惑。权力总是倾向于增加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马里旦语）换言之，权力具有扩张性、腐蚀性和渗透性，为了抑制权力之恶性，摒斥“权力的异化”，就必须消除权力的混沌状态，对它进行合理拆解，建立“有限的、分立的和负责任的”权力架构，因此权力运行的宪政化也就成了应然之义。要达成民主政治良性化的目标，必须做好以下二方面的工作：（1）要以宪法来接应实体意义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正如英国著名宪法学家詹姆斯·布赖斯所言：所谓民主政治就是当行使国家权力时，要尽量使多数人的意见参与统治过程的制度。从实体角度规定民主制，应关注国家权力成立的正当性。民主制的基本内容和宗旨应该是使人民在政治关系及相应的政治国家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权力归于人民是政治国家的来源根据和归宿，政治国家只能是人民权力的表现和规定。在现代社会下要表现这种权力的渊源和所属关系，实现、保护、扩展人民的民主权利。合理地规定人民与政治国家关系的尺度，必须借助于宪法这个人民意志最集中、最普遍的表现形式。（2）要以宪法促进和完善程序意义的民主。程序意义的民主表征了民主制的外在方面，即民主自我实现和实际运行的原则、机制和形式。其功能一方面在于通过各种程序和制度规定国家获得权力和行使权力必须遵循的规范、步骤和方法，力求把公共权力机关的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始终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能滥用权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各种程序和制度把人民唤醒和组织起来，为真实、具体的民主、自由而斗争。作为一种完善的民主程序，它本身构成严密的系统，具有各层次的具体规定。这就是作为民主程序内核和灵魂的民主精神，作为民主程序框架和骨骼的民主原则，作为民主程序物化表现的民主体制。宪法必须从以上各个环节，全面、均衡地促进其制度建构的稳妥性和运行的合理性。
第四，宪政构建人权的保障机制，实现民主政治的终极价值。人权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人权的实现程度是衡量民主政治进步程度的一项重要标准。法国大革命时期诞生的《人权宣言》就曾庄严地宣告：“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自由而且始终是平等的。”“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天赋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当代美国著名宪法学者阿尔伯特认为，保护人权也是宪法最本源的价值所在。“从任何宪法价值的角度上看都特别重要的，……是保护那些认为是文明社会所必备的人权。这些权利包括：自治；表达及信仰自由；民事、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公平程序。在几乎每一个社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为获得这些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为保护它们既不受独裁者也不受民主多数的贬损而作的努力。”人权的保护固然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但人权的宪政保护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普遍有效性；宪法和法律通过设定人权保护的一般标准，从而避免了其保障手段的随机性、间断性和相互冲突之不足。人权如果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特别是人权被侵犯时，如果得不到法律救济，那么人权将化为乌有。同时，只有法治才能确立实现和保障人权的具体有效的程序和方法，建立良性循环的人权运行机制，并为人权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因此人权的宪政保障是人权实现的最有效方式。
第五，宪政“型塑”人们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思维。宪政除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公共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机会降低到最小程度外，宪政还有一个重要的向度就是“型塑” 人们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思维。中国古代先哲就曾说过，法度“犹孟也，民犹水也。孟方水方。孟圆水圆。”人民的素质大部分是由他们怎样解决问题，怎样对付随之而来的冲突以及怎样利用政治制度谋求优势和统治的诱惑界定。宪政制度创造了人民特有的组织、思维习惯和风俗。所谓民主的思维就是协商和妥协的思维，就是试错和求优的思维，就是竞争和服务的思维。而这些思维的培育必须在宪政的框架中才能完成。宪政排斥激情的过度张扬，强调在理性的对比和归纳中实现利益的满足；宪政同意在民主的多数统治框架中，少数人会为了社会的公益付出必要的代价，但宪政也强调在尊重多数的同时，必须保护少数，反对多数的暴政；宪政强调在一个经济多元的社会里，人们的利益也是多元的，为了公平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权利，必须有不同利益的良性整合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享。同时，政治权利实际上反映着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它要求宪政确保政治权利的实现和国家政治生活的良性运行，实现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第六，宪政要求实现执政方式的理性化和法治化，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构成现代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政党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在各国政治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国家政治权力运作的中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决策的领导。党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实现方式是将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并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贯彻执行党的意志的实践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尤其是运用法律的方式加以完成。当前在我国，要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理性化，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到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性质、职能和活动方式不同，党不是权力组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纪律只在党内有约束力，在党外没有直接约束力，党不能代行国家政权的职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也不能干预国家政权机关的具体管理活动。其次，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最重要的是使党成为宪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使党在依法享有相应权利的同时，更要承担必要的义务和责任，使党真正做到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党组织的行为在严重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时候，不仅要承担政治责任，更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政党法，调整有关政党法律关系问题，也成为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再次，要正确协调和处理党的领导权与人大决定权、司法独立审判权的关系，处理好党的领导权与党内和党外对党的民主监督权的关系，要从职能和机关两个角度处理好党政分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