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法理阐释
张晓涛
摘要：何谓生育权？死刑犯及其妻子有无生育权？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自由价值应平衡于安全和秩序的价值之中，因此，其出径在于保障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同时予以限制。在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之是否享有生育权的问题上，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则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是法之价值选择中的对立与统一的结果的表现之一。既然我国刑法并没有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严格地讲，仅仅是对死刑犯之生育权的实现方式上进行了不明确的规定。所以，有必要对死刑犯及其妻子的生育权提供现实可行的保障途径。唯有如此，才符合人道----正义价值的需要及法治文明的进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对生育权载体的人之生命的否定，自然，对于所有载体于人的生命之权利而言，都将变得模糊和几乎没有丝毫意义！
关键词：死刑犯 生育权 法的价值 价值权衡
Abstract: What are reproductive rights? Do the death and his wife have reproductive rights ? The rights to reproductive freedom for the death and his wife should be balanced in the value of security and order, therefore, a trail is to protect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for those facing the death and his wife , also to be restricted. In the issue of whether to sharing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for the death and his wife , for different values position, it may leads to different conclusions, is one of the performances for the antagonism and uniform results to the value options of law . Since China's criminal law does not deprive those reproductive rights, strictly speaking, only to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of a way of the realization of uncertain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realistic guaranteed ways for the death and his wife's reproductive rights. Only by so doing can we meet the needs of humanity ----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civilized values progress! "Without the skin, how can the hair stand? "As a negative to the carrier of reproductive rights for the life of a person , naturally, for all carriers in the lives of rights will become blurred and almost do not have the slightes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death ; reproductive rights ; values of law ; weigh the value
1. 界定：生育权的概念解析
生育权，顾名思义，也就是生殖和抚育的权利或自由。那么，何谓生育呢？在社会学意义上，生育的涵义极为广泛。费孝通先生在其著名的《生育制度》一书中就将“生育制度”界定为有关求偶，结婚，生殖，抚育的各种人类活动的有机组织的体系。[1] 在这一概念中，“生育”包括求偶，婚姻，生殖以及抚育等各项活动。显然，这一概念并未为我国立法所采用。
目前，就实体法而言，我国已有的部门法对有关生育权的问题作了一些规定。1992年的《妇女权益保护法》规定：“妇女有按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的自由。”
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两部法律对生育自由或生育权的概念均未做出解释，并且，对“生育”的界定也不一致：前者将“生育”界定为“自由”，而后者将“生育”界定为“权利”。
生育权的法律解析如下：
生育权，生育权利或生殖权利在英文中为Reproduce Rights [1]。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生育权是“人权中生存权利的组成部分”。在法律上，生育权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生育的自由；另一个是生育的权利。此定义是从我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之角度来阐释的。国外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生育权是个人隐私，身体完整权的延伸，属于个人权利。
所谓生育权，是指生育主体享有依法生育或不生育的自由以及在自主的为生育或不生育行为时受到阻碍、侵害时，有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2] 据此，生育权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生育权是一种法律上的自由或者说生育权是一种形成权。
在法律上，自由（freedom）问题是人的认识，生存与发展同自然界，社会的关系问题。从一般角度来讲，自由就意味着人，主体的充分的自我实现。[3] 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自由，而且包括我自由的实现自由。”[4]
生育权是一种自由，亦即在生育权主体行使生育权时，不存在生育权主体与他人之间的特定法律关系。保护生育权，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保证生育自由的实现。在生育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是自由的问题，然后才是权利的问题。
其次，生育权是一种法律权利 。
法律对自由的保障并不局限于确立法律上的自由原则，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中体现和规定自由的内容，并且设定相应的控诉制度和公正审判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将一般的社会自由上升为法律上的自由权。[5]
当然，同自由一样，权利也是个涵义极为混乱的概念。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有点无可奈何地说：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好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什么是真理？”一样使他感到为难。[6]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概念是不能界定的。
既然生育权是一种形成权，那么生育权行使的结果便是设定各种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相关各方主体均不能以自己的行为改变这种法律关系，并且只能承受这种法律关系。
再次，生育权是一种身份权。
人身权是自然人固有的民事权利，其存在和享有与自然人的意志无关。无论自然人个体有无实际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以及是否意识到自己人身权利的存在，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同时，生育权的实现表现为人身权中的一种身份权。也就是说，生育权的存在不是以个人为基础，而是以婚姻关系的存续为前提。虽然现代社会存在大量婚外生育的情况并且其子女的权利亦受到法律的保护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这并不是说国家赞同或鼓励婚外生育，而是说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律平等。因此，生育权是夫妻双方享有的一项权利，这就意味着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来实现这个权利，也就是说，生育权是一种身份权。日常生活中的“身份”之概念与法律上的“身份”概念不同。在法律上，身份特指自然人在亲属身份关系以及其他非亲属的社会关系中所处的状态或地位，以及由该种状态与地位所产生的与其身份不可分离并且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但对于身份权的界定自近代以来学者们各执己见。如：佟柔先生认为：“所谓身份权是指权利主体基于一定的身份所产生的人生权利，如亲权，监护权，婚姻自主权等等。身份权是为维护公民一定身份所必需的人身权，他多发生在有血缘联系，婚姻联系的亲属之间。”[1] 史尚宽先生认为“身份权亦称亲属权，为由身份关系所产生的权利。广义的身份权包括亲属法上以及继承法上的权利。最基本的身份权为父母，为丈夫，为亲属，也可称之为根本的身份权。身份权系指由此根本的身份权分出之具体的权限或此等权限的集合。”[2]
2. 争议：死刑犯及其妻子有无生育权
2001年5月，浙江省舟山市发生了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了学界关于死刑犯及其妻子有无生育权的大讨论。其基本案情如下：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海口港城贸易有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副总经理王莹（女）发生争执，并将王杀死。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罗锋死刑。一审宣判后罗锋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间，罗锋的新婚妻子郑雪梨向法院提出了一个在传统司法实践看来似乎荒唐之极的请求：“请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为由拒绝了郑雪梨的请求。此后，郑雪梨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的申请，然又被拒绝。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3]
此案一经新闻媒体的报道，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之广泛关注，成为群众议论的焦点。同时，也给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死刑犯及其妻子究竟有无生育权？
就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对死刑犯及其妻子的生育权而言，主要存在一下相关规定：我国《婚姻法》第16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该条之规定，生育权的主体是夫妻双方，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对生育与否享有选择权。但该法作为规范婚姻家庭关系的专门法并未涉及生育权的详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的自由。”该法从原则上规定了妇女生育的权利，其立法的前提是男性的生育权是不言而喻的！是为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旨在实现法的平等价值的部门法。从2002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法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明确了公民享有生育权，但在实践中对死刑犯及其妻子是否适用以及如何实现死刑犯及其妻子的生育权亦是众说纷坛。
当前，对于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是否享有生育权的问题，国内学者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学说：
2.1 肯定说
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我国宪法虽无明文规定生育权，但宪法及有关法律均有保护人身权的相关规定。显然，生育权属于人身权的一种，我国宪法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就应当保护隶属于人身权的各种人身权利，理所当然包括生育权。而且，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属于一种消极权利，亦即就这些基本权利而言，不是权利主体行不行使的问题，而是这些基本权利不为非法侵犯和任意干涉的问题。（注：笔者将基本权利的这种属性称之为基本权利的消极性。）
对于公民而言，法律没有禁止的均是可以做的；对于政府而言，法律没有允许的均是不可亦做的。法律对公民权利的阻碍必须由事先的法律明文规定。如果没有明示，那么，权利便不受限制。就法治而言，法治原则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根本的内涵即：公民的自由存在于法律没有禁止的任何空间。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身权，是指作为一个人，他理所当然应具有的权利，比如姓名，肖像，身体健康，自由，隐私等等。身份权是民事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将被剥夺生命的死刑犯能否享有生育权，关键是看他是否受民事法律的保护。既然民法依然可以适用于死刑犯，那么，死刑犯及其妻子即享有包括生育权在内的身份权。
2.2 否定说
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刑法及刑事诉讼法所力图构建的首要价值是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与秩序。因此，当人们的行为危及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秩序并依法被判处死刑时，死刑犯的个人权利包括生育权就会受到剥夺或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出外----笔者注）。其中，也包括同居权，而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
2.3 折衷说
持折衷说的学者认为，任何公民均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以及虽未为宪法所规定但亦未为宪法所禁止的自然权利，即公民具有权利能力。所谓权利能力，是指能够参与一定的法律关系，依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和承担一定义务的法律资格，是法律关系主体实际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前提条件。[1] 与法律关系主体权利能力相对应的是其行为能力，即法律关系主体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实际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能力。[2] 基于公民的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的可分性，故而，死刑犯及其妻子享有生育权。然由于死刑犯不具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不具有行为能力，从而使另一方（即其妻子）的行为能力亦难以实现。因此，其既不同意死刑犯及其妻子没有生育权的观点，又否认死刑犯及其妻子享有与其他公民之同等生育权的观点。他们认为，死刑犯及其妻子享有不完整的生育权，亦即是一种受限制的生育权。
笔者赞同折衷说。理由在于：价值观念的出现，以主体与客体的分化为前提，表明客体主体化的过程。“法律的历史表明，人们始终是在推崇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坚持严苛详尽的规则之间来回摆动。”[1] 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它成功地在专断权力之一端与受限权利之另一端达到了平衡并维持这种平衡。这种平衡不可能永远维续下去，文明的进步会不断的使法律制度失去平衡；而通过把理性适用于经验之上，这种平衡又会得到恢复。而且，也只有靠这种方式，政治组织社会才能使自己得以永久的存在下去。[2]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安全，自由和平等三种价值及其冲突构成了法律制度的基础 。[3] 因此，在安全与自由自间，我们只能最大限度的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和动态中的静态，而不可偏执于自由和安全价值中的一方，否则，就会陷入价值取向上的二元对立模式。其后果不是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恰恰相反，而是二者价值冲突的激化！后果不堪设想。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自由价值应平衡于安全和秩序的价值之中，因此，其出径在于保障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同时予以限制。具体的保障措施及限制条件，笔者将在下文予以阐释。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人大
关于修改《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
景宁畲族自治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对《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结合景宁畲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制定本条例。”
二、第四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民族自治地方。”
三、第五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证宪法、法律、法规在本县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依法交给的各项任务。自治县依法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扶持、帮助，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本条例,每年将实施情况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五、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指导下，研究、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自主安排和管理本县的经济社会建设事业。
“在上级国家机关制订中长期规划依法听取意见时，自治县应当根据本县的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建设需要，积极提出意见建议。
“自治县享受省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比照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扶持。
“自治县在经济社会建设管理中，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外，还可以行使省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管理权。
“自治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资源开发、深加工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优先安排的照顾。
“对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自治县承担配套资金的，根据不同情况享受减少或者免除的照顾。”
六、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自治县依法保护和管理本县的自然资源，对本县可以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投资开发自然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
“自然资源的开发项目必须有利于本县可持续发展，照顾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七、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自治县坚持珍惜土地，合理、集约利用土地的方针，全面规划，加强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促进国有土地资产的保值增值。
“自治县依法保障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依照自愿原则，支持农户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
“自治县基础设施建设所占用的耕地，其开垦费按省定标准的下限收取。”
八、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自治县加大农业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力引进和推广先进的农业适用技术,推进农业经济标准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
“自治县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其他产业，扶持农业企业和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在技术、信息和经营管理上做好服务，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九、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自治县依法确定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自治县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按照严格保护、积极发展、科学管理、持续利用森林资源的方针，依法加强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的管理。实施分类经营，保护和建设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区，鼓励社会造林。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加快投入，扶持发展高效生态林业，推进林业现代化。”
十、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自治县坚持水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大力发展水利产业，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自治县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规划，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切实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确保饮用水的清洁、安全。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排放污染物。”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二条：“自治县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并重的方针，实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保护和改善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十二、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自治县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重点扶持资源型、生态型和深加工型的工业企业，特别要扶持生产地方特色的手工艺产品和民族特需商品。加强横向经济联系，积极引进技术、项目、资金和人才。
“自治县鼓励县内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在本县办企业、事业，给予享受优惠政策，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采取措施办好经济开发区。”
十三、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自治县的民族贸易企业应根据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合理设置网点，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发挥主渠道作用。在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规定的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县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实行定点生产，并按需建立储备制度。”
十四、删去第二十三条。
十五、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鼓励和扶持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
十六、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自治县科学规划、加速推进城市化建设。多层次、多渠道筹措基本建设资金，完善公共设施，注重体现民族风貌，加强城市管理力度，充分发挥城镇在流通、信息、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中心辐射作用。
“自治县积极培育新集镇、中心村，统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新社区，按规划完善其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城市建设资金倾斜安排的照顾。”
十七、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自治县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加速公路运输网络和水运建设，完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民间运输能量，改善交通运输条件。”
十八、删去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
十九、增加三条，作为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
“第二十八条自治县积极发展信息产业，加快信息网络建设，提高现代信息服务水平。”
“第二十九条自治县按照统一规划、严格保护、突出重点、科学开发的原则，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发展畲乡风情旅游业。”
“第三十条自治县巩固和扩大扶贫开发成果，积极扶持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远山村农民异地移民，重点加强生产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
二十、第四章章名修改为“社会事业建设”。
二十一、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自治县加快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公共财政的主导作用，逐年加大投入力度。对教育科技事业经费投入的财政拨款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社会事业建设专项补助经费的重点倾斜照顾。
“自治县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建设，接受各类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并按照规定给予捐赠者享受优待。”
二十二、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自治县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根据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普及十五年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办好成人教育。
“自治县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对民族教育专项资金倾斜安排的照顾，安排专项资金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设施。
“自治县保障少数民族学生完成普及教育阶段的学业，按规定享受生活补贴。”
二十三、删去第三十四条。
二十四、第三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办好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高级中学招收新生时，对畲族学生适当放宽录取条件；民族小学可采用普通话和畲语结合教学。
“农村小学可适当放宽师生比例，促进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
二十五、删去第三十六条。
二十六、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自治县建立和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和科学普及体系，积极运用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县的科技扶持政策，开发科技项目，推广应用科技成果，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
二十七、第三十九条改为第三十八条，修改为：“自治县兴办文化、体育事业，加大投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弘扬畲族文化为重点，挖掘民间民俗传统的文化体育资源，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积极建设文化畲乡。
“自治县保护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尊重畲族穿戴和礼仪，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开发工作，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十八、第四十条改为第三十九条，修改为：“自治县重视广播、电视、新闻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广播电视，加强新闻宣传，突出民族特色，不断提高质量。”
二十九、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条，修改为：“自治县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增加投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并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自治县鼓励和支持畲族民间传统医药的研究和开发。
“自治县组织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依法加强食品药品管理、卫生监督，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传染病、地方病和职业病，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三十、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一条，修改为：“自治县依法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稳定低生育水平。”
三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二条：“自治县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完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以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形成与本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十二、第五章章名修改为“人才队伍建设”。
三十三、第四十三条修改为：“自治县坚持人才强县战略，健全人才管理机制，采取措施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熟悉民族政策的人才队伍。”
三十四、第四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县积极培养行政管理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特别要重视畲族人才和妇女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在后备人才队伍建设中，畲族公民所占比例要高于其人口比例。”
三十五、第四十六条修改为：“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录用人员时，对畲族公民应当适当照顾，可规定相应名额、岗位或者比例。
“自治县的事业单位聘用人员时，畲族公民应当占有一定比例，条件可适当放宽。
“自治县的企业单位招收人员时，对畲族公民可放宽条件。”
三十六、删去第四十七条。
三十七、删去第四十九条。
三十八、第五十二条改为第五十条，修改为：“自治县通过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津贴和补贴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在执行预算过程中，遇到上级国家机关的政策调整或者受灾减收等原因，县财政受到增支减收时，报请上级财政在测算转移支付时作为因素给予照顾。”
三十九、第五十四条改为第五十二条，修改为：“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非自治县。
“自治县在自主安排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的同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的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
“自治县对国际组织和国外政府的赠款以及优惠的贷款，享受优先、倾斜安排的照顾。”
四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自治县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本县的各项建设事业，特别是重点建设项目和农村建设项目，加大信贷投入。
“自治县享受国家给予民族地区的无息贷款、贴息贷款和低息贷款的优惠，并充分发挥其效益。”
四十一、第五十六条改为第五十四条，修改为：“自治县执行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收政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收的减免，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
“自治县上划的增值税等共享收入的增量部分按照国家规定享受返还的照顾。”
四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五条：“自治县征收的林业基金、矿产资源补偿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排污费，除上缴中央部分外，其余上缴部分按照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全额返还，由自治县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用途和范围，专款专用。”
四十三、第五十五条改为第五十六条，修改为：“上级国家机关拨给自治县的各项补助专款和专用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克扣、截留、挪用，不抵减正常预算收入。上级国家机关给予本县免交或者返还的税费，不抵减各项补助专款和专用资金，不影响各项补助专款和专用资金的分配。”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施行。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