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旗检察院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的调研

盛立军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检察院通过案例分析、业务咨询和专题座谈等方式，对2008年至2010年5月本院各业务部门办理的案件进行汇总分析，在总结我院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的主要做法、经验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工作建议。

　　一、基本情况

　　阿鲁科尔沁旗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都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具体遵循以下原则：(1)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2)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3)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4)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5)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和国家赔偿原则。

　　二、存在问题

　　（一）审查批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审查批捕阶段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开展不足。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与逮捕并列的强制措施，虽然也具有对人身的强制作用，但其人身强制性较之逮捕有所减弱。这种强制措施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本应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取保候审必须以犯罪嫌疑人有保证人、保证金为前提，监视居住必须以犯罪嫌疑人有固定住所或侦查机关能够为犯罪嫌疑人指定居所为前提。但对于外来人口，在适用取保候审时，往往面临犯罪嫌疑人无法缴纳保证金、提供保证人或提供的保证人不适格等问题；适用监视居住时又会因犯罪嫌疑人无固定住所或居所，完全由侦查机关指定居所现实条件又无法达到。这种尴尬局面使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中有时无所适从。

　　2、捕后监督

　　实践中，常发生公安机关对已被批准逮捕的人犯决定释放或变更逮捕措施时，并不通知原批准的检察机关，即便通知，也在释放或变更逮捕措施之后。刑诉法第73条也只规定“公安机关释放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至于通知的形式、时间以及释放、变更措施理由等，法律均无明确规定。

　　3、关于追捕问题　　

　　刑诉法第76条规定：“人民捡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里所指的“侦查活动违法情况”应当包括因种种原故，未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且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提请批捕的情况。发生上述情况的原因，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司法实践中以检察建议的形式，要求公安机关追加同案嫌疑人或将已列为嫌疑的对象提请逮捕，效果较好，公安机关也易接受。鉴于当前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在采取侦审合一的侦查摸式后，追捕工作对于防止有罪不纠、有罪漏纠，确保打击犯罪的力度显得更为重要。追捕是监督侦查活动的重要手段，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尽可能全力加强。

　　（二）起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非法开垦草原案件与滥用职权案件结伴而生

　　一是非法开垦后将草原改为耕地。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施粮食补贴的惠农政策下，一些乡镇、村和牧场为了增加收入，将草原大面积开垦为耕地，然后私自承包给农民耕种，同时也有一些农民在草原上私自开荒，将草原改为耕地，为己谋利。二是未经批准将草原改为林地、水产养殖等其他农用地。一些单位和个人在无任何批准手续的情况下，私自开垦、破坏草原进行造林或搞水产养殖。三是未经草原监管部门批准便将草原改为建设用地。由于一些行政部门在工作上缺少必要的沟通和协调，在作出决策和批文时，往往忽视草原监管部门的监管作用和审批程序，在其本部门的职责范围内独自予以审批，致使一些单位和个人在草原上建住宅、厂房、工矿、公共设施、交通水利设施。四是其他非法开垦草原问题。一方面在草原上建坟、偷土，向草原上倾倒生活垃圾、工程废料，向草原上排污、排水等。

　　2、关于盗窃数额累计计算问题

　　某案犯罪嫌疑人一年内盗窃二次，前次数额400多元，后次数额900多元。一种意见认为该案不属多次盗窃，而且单次盗窃数额均没有达到犯罪起点，不构成犯罪；另一种意见认为二次累计计算超过犯罪起点数额1000元，可以犯罪追究。两种观点不一致。

　　3、关于“一事不再理”在刑事诉讼和行政处罚之间的适用问题

　　张某因赌博被公安机关作罚款处理，后因涉嫌其它犯罪被一并起诉；赵某因滥伐林木被公安机关作罚款处理，后经侦查认为构成犯罪被起诉。法院认为，张某、赵某的赌博、滥伐林木行为已被行政处罚，如果以犯罪追究，公安机关应当先行撤销其行政处罚，否则不予受理或不作犯罪处理。其理由是“一事不再理”，即对于因同一事实先前已作行政处罚（如罚款、行政拘留）、后来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应撤销先前的行政处罚决定才可追究刑事责任。我院不认同上述观点，我们认为：对于因同一事实先前已作行政处罚、后来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无需撤销先前的行政处罚决定。在这一问题的法律适用上检察院与法院存在不同看法。

　　（三）诉讼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1、立案监督信息不畅，案源少。目前我院立案监督线索来源；一是通过办案在审查案件材料中自己发现；二是被告人向检察机关的控告和申诉。然而从实践看，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从中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情况很少；通过被害人或当事人的控告与申诉这一途径，在实践中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显得不够通畅。为了解决信息不畅问题，根据上级要求开展了行政执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目的是掌握行政执法机关、监管部门对涉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案件是否移交司法机关，便于我们监督司法机关是否存在有案不立的情况。但从我院调研的情况来看，存在一些行政执法机关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移送案件不主动，与公安侦查机关的配合不够紧密，移送反馈不足，情况通报、联系制度流于形式等问题，致使许多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同时行政执法机关普遍存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同时，不按规定将移送信息及时报检察机关备案情况，因此，我们对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掌握的少，致使立案监督信息来源匮乏。

　　2、立案监督工作开展情况

　　立案监督是现行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一项新权力。然而，对如何开展立案监督工作还是有不少不同看法。一是将立案监督作为对侦查活动监督的重点，时机是否成熟？一些同志认为，目前对侦查机关进行立案监督缺少相应的法规及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事实上，刑诉法第87条规定的检察院对不立案监督的两种情况（即自行发现和被害人提出），都从不立案概念上作了较明确的界定。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混淆“不立案”与“没立案”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通过作为产生的结果，后者是还未及作为，故未形成结果。对不立案的监督应当是对侦查机关作出不立案行为、决定（结论性意见）的监督，而不是对尚未形成决定仍处在没立案状态的一种提醒性监督。因此，这种监督行为应掌握在公安机关有不立案明确表示后方可进行，否则有悖立法本意，实践操作中也难断是非。鉴于目前公安机关普遍本适用不立案决定的法律文书，因而此项监督缺乏相应的环境。二是对何谓不立案的范畴认识不一。不少同志认为，同案中遗漏的异罪嫌犯，都应属追捕、追诉范围，而不应纳入不立案监督的范畴。理由是：同案数人不同罪名是司法实践中常有的事（如盗窃与销赃、杀人与包庇、窝藏等等），将多名互有联系、互为因果的犯罪嫌疑人同案处理，有利于指控和审判。过去，对侦查机关遗漏此类罪犯都以追捕、追诉的方式监督侦查活动，现在划入立案监督有悖立法原意和习惯做法，也显得比较牵强。由于侦查机关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因此，在实际执行中效果更不如人意。三是对立案监督要做到“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的提法有不同认识。不少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主要是：第一，这种要求不尽科学合理，有将立案、逮捕和起诉三者“一体化”之嫌，既于法无据，也易产生误解，实际操作中更难把握。第二，对“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应怎样把握？是在发出立案决定书时就应具备上述条件，还是把它作为通过立案侦查应达到的条件？有待进一步明确。如果把上述条件限制在发出立案决定时，那么就等于用审查起诉的标准来把握立案监督，客观上亦是难以做到的。

　　3、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比如审判机关与公安机关对监外执行罪犯的执行与交接出现相互脱节，罪犯在宣告监外执行后，在判决生效后，是由审判机关送达公安机关看守所或公安局其他部门，再由这些部门送达辖区派出所，在送达过程中存在将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不送、或漏送的情况，致使辖区派出所对监外执行情况不掌握，加之警力不足，从而出现脱管和漏管的问题。

法官不遵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审理期限”怎么办？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虽不比“赤日炎炎似火烧”、“农夫心内如汤煮”的滋味，但作为律师，我们常常和案件当事人一样，面临着等待法院判决结果及早作出的焦急心态。这不，本人正代理的一起李某与某大公司有关承包合同纠纷的案件自第一次开庭到现在已经有八个月时间过去了，还不见任何结果。而且，本案是一起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标的额不足五万元、案情极为简单的案件。

对当事人而言，这种超长期的等待可能还是首次，而对我们律师而言，则必须要学会习惯这种等待。比如，昨天本人刚收到另一起在北京市某法院审理的普通合同纠纷上诉案的判决，该案从立案到判决书下发让当事人足足等了十一个月时间。其实在司法实践中，这种超法定“审理期限”作出判决的案子实在是不胜枚举，似乎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难道《民事诉讼法》对案件的“审理期限”规定不够具体明确吗？《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２日　法发〔１９９４〕２９号）第２０项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审限的规定。在法定审限内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审结的案件，本院院长应当责令审判人员或者由上级人民法院责令下级人民法院在一个月内审结”。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案件的“审理期限”如此规定，我们能说规定的不够具体明确吗？恐怕是不能吧。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读报，看到报上登载河南省某地区邮政系统部分职工因与单位产生劳动纠纷，历时四年多时间，经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后终于打嬴了官司却无法执行判决的事。打一场官司需要四年多的时间，这些职工们自然体味到了“马拉松式”诉讼程序的各种辛酸滋味。不过，我想，任何一起诉讼如果法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办案，恐怕怎么也用不了四年多的时间吧。

看来，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这种判案严重超审限的状况，的确是讨得不少人的欢心，因为它会击垮试图通过诉讼来实现自己权益的当事人的意志。抛开裁判不公的因素不说，恐怕这种因超审限所带来诉讼期间的加倍漫长，才造成不少当事人宁愿蒙受冤曲也不愿去提起诉讼的事实。

其实，大部分久拖不决的案子还不能说不符合目前法律的规定。我们不少法官在利用法律规定“合法”延期审理案件上也是很有一套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0项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不得延长。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由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审理期限从立案的次日起计算”。于是，本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因案情复杂堂而皇之转为普通程序审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变成重大疑难或特殊案件延期审理。既然法律或司法解释都这样规定，法官们按照它的要求去做总还不能算是违法吧。况且，对“案情复杂”或“特殊情况”的理解也是因人而异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意外、使案件变得复杂的情况总还是常有的。

不过，对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几起案子恐怕即便是按照上面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的变通方式去做，也还是超过案件审理期限的。对此，当事人又该怎么办呢？当我们向法官催问其中的缘由时，法官却告诉我们说：现在积压的案件实在太多，我们的办案人员又少，工作确实是忙不过来，所以只能超期。如果真如法官所言，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审理期限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对久拖不决、超法律规定期限审理案件的法官们我们也就不好说制裁了。但是我们总不能听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吧！

如果不是借口，对解决法官们工作忙、任务重的问题，本人倒是有一个“好主意”，希望法院领导们能够给予重视。法官们不是因工作任务重而不能按期结案吗？那法院领导就应当想办法把法官们从书写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之类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们集中精力分析案情，及早拿出判决的结果和依据，把这些书写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之类的“小活”外包一部分给那些闲着没事却又够不上法官资格的闲人们。我们中国目前不是劳动力过剩吗？现在学法律的也早已不是什么稀缺人才了，而且可以说有点“人才泛滥”。据本人了解情况，我们律师队伍中也有很多整天闲着没事干，为生计而发愁的人，本人似乎就算一个。如果法院把这些“小活”包给我们，我们会保证尽心竭力非常出色的完成法官们交办的任务。如此以来，不仅可以减轻法官们的负担，而且解决了不少人的生计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解决法官们因工作任务重可以超法律规定期限审理案件的麻烦了，让当事人也少些等待、多得点实惠。量我中华之物力，如此一举多得之事，估计让国家财政承担点“发包费”也算不了什么。


2005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