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

2001.09.25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法律援助活动，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促进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援助，是指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的公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特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收、减收或者缓收费用的法律服务保障制度。
　　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服务机构，是指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依法设立的其他法律服务组织。
　　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援助人员，是指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及其他法律援助人员。
　　本条例所称的受援人，是指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
　　第三条法律援助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对法律援助机构统一领导和管理监督。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负责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受理法律援助事项，指派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本辖区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法律援助案件。
　　第五条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依照有关法律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法律服务机构和律师每年应当承担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事项。
　　第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第七条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人，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二章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形式

　　第八条有本省常住户口或者暂住证的公民，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者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失业保险金又无其他收入的；
　　（二）经济困难的优抚对象；
　　（三）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救济的；
　　（四）经济困难的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家庭经济困难或者社会福利组织收养的未成年人；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
　　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社会福利组织的法律援助申请，决定是否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第九条刑事案件在侦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又无代理人或者未委托律师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第十条外国人、无国籍人的法律援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下列法律事项：
　　（一）刑事案件；
　　（二）请求赡养、扶养、抚育和给付劳动报酬的；
　　（三）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追索侵权赔偿的；
　　（四）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补偿的；
　　（五）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和赔偿的；
　　（六）追索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金的；
　　（七）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
　　（八）需要予以公证的与人身财产密切相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
　　（九）其他需要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第十二条法律援助包括下列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意见；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
　　（三）民事诉讼代理；
　　（四）行政诉讼代理；
　　（五）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六）公证证明；
　　（七）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三章法律援助的管辖

　　第十三条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受理。
　　非指定辩护的刑事诉讼和其他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非诉讼法律援助事项，由申请人居住地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四条同一法律援助事项，由同一法律援助机构受理。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有权受理的法律援助事项，申请人就同一法律援助事项只能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发生管辖争议时，由共同的上级法律援助机构指定管辖。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定下级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也可以指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六条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在必要时，可以联合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需要，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所需费用由委托方承担，被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办理。

第四章法律援助的程序

　　第十七条申请法律援助应当由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
　　《法律援助申请表》由省司法行政部门统一制定。
　　第十八条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及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
　　（二）所在工作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申请人及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
　　（三）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相关证明及证据材料；
　　（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对指定辩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十个工作日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或者一审判决书送交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并附送被告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说明或者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和审查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法律援助事项的申请人或者与申请人有亲属关系的；
　　（二）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第二十一条申请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视为放弃申请：
　　（一）不按规定提供有关材料或者不能按照要求对有关情况做出说明；
　　（二）自行聘请律师或者其他法律服务人员。
　　第二十二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指定法律服务机构，通过法律服务机构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同时书面通知受援人；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供的证明及材料不完备或者有疑问的，可以通知申请人补充或者说明，并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免收费用。
　　第二十四条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与受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法律援助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重新审查。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面临生命危险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及其他紧急情况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予以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构亦可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之后报法律援助机构备案。
　　第二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向受援人收取法律援助支出的费用。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法律援助事项办结报告，并附办结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由法律援助机构验收存档。
　　结案报告验收后，需要向法律援助人员付费的，法律援助机构应从法律援助专项业务经费中及时给付。

第五章受援人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义务

　　第二十九条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二）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对其提供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保密；
　　（三）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四）凭法律援助决定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免交、减交、缓交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或者仲裁费。
　　第三十条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如实陈述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及相关情况，并及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二）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
　　（三）经济状况和案件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告知法律援助人员和法律援助机构；
　　（四）按照法律援助协议的约定向法律援助机构支付相应的办案分担费用；
　　（五）受援期间因经济状况改善，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时，经与法律援助机构协商，可以继续接受法律服务，但应当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六）因法律援助事项的办结获得较大经济利益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补偿法律援助费用。
　　第三十一条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二）发现受援人不具备受援条件时，提请法律援助机构撤销法律援助决定；
　　（三）受援人不遵守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援助协议的，请求法律援助机构中止或者撤销法律援助决定；
　　（四）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第三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二）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监督，不得擅自拒绝、延迟、中止或者终止法律援助；
　　（三）保守国家秘密和有关的商业秘密，不得泄漏当事人的隐私；
　　（四）及时向受援人告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第六章法律援助的保障

　　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健全法律援助体系，全面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十四条法律援助机构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公职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任务。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本辖区的社会团体内设立非法人性质的联络机构，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组织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社会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活动。
　　第三十五条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列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法律援助机构依据本条例规定收取的法律服务费，应当列入法律援助经费。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接受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用于法律援助活动。
　　第三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依据有关法律和本条例的规定，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不得向受援人索取财物，不得利用法律援助事项牟取不正当利益。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受理法律援助申请或者不按规定期限做出决定，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由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法律服务机构拒绝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妨碍法律援助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或者法律援助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暂缓年检。
　　第三十九条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违法执业、泄露当事人隐私、索取财物、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由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暂缓注册，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受援人以欺骗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责令其双倍支付已获得法律服务的全部费用。
　　第四十一条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贪污、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二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试论信赖利益保护、例外及当事人更换
——刍议对“方舟旅行社”诉“东方航空公司”一案引发的思考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方舟旅行社”诉“东方航空公司”一案来阐述第三人对他人合同享有的信赖利益，对信赖利益予以定义，描述了信赖利益的特征，阐明对信赖利益以保护的理由，并着重论述其构成、范围和例外。再此基础上，认为本案原告的信赖利益被特别法与《华沙公约》排除，成为信赖利益保护的例外。最后，笔者兼评了对本案引发的程序事项的思考，简述了有关当事人更换的问题。
【关键词】 信赖利益　过错推定责任　无过错责任　补偿无过错　分摊风险　责任限制　华沙公约　当事人更换

一、案情及分析
本案原告上海方舟旅行社有限公司组团十人由上海飞赴黄山旅游，并与黄山电力旅行社签订合同一份，约定由黄山电力旅行社负责此团十人（包括原告的领队）飞抵黄山后的有关旅游安排。之后，原告替游客购买了2002年5月17日7：00从上海至黄山及同年5月19日从黄山至上海的被告的机票共二十张。不料因飞机机械故障，航班误点以致该团无法成行。后航空公司仅对游客个人作了退票及补偿住宿、交通费的处理。由于行程的被迫取消，原告承担了对黄山电力旅行社的违约责任，并蒙受了购买旅游保险费、出车送游客到机场的费用和合同履行后可得利润的损失。故原告起诉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法院判令其承担违反客运合同而使原告遭受的全部损失。
在理清本案所涉法律关系时，要分析以下几个有一定联系的法律关系：（1）原告与十名游客之间是旅游合同关系，原告有义务按约定向游客提供旅游服务，游客有义务支付费用；（2）原告将其组织的十人旅游团到达黄山后的相关事宜委托给黄山电力旅行社负责,原告则支付报酬，两者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1]。（3）原告代十名游客购买了二十张上海往返黄山的飞机票，在该客运合同法律关系中，到底谁是双方当事人，本案原告是否是合格的当事人是本案的一个争点。如何认识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本案实体权利义务的关键。笔者以为，该客运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是十名游客与本案被告，原告的角色是购票的代理人，因为基于原告与十名游客之间的旅游合同，原告获得了游客的授权[2]，以游客的名义与被告的代理人签订了航空旅客运输合同[3]，航空公司与游客形成实质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代理人与第三人仅发生形式上的联系。

二、对判决书的评价
这份民事判决书叙事清晰，条理清楚，由于判决书制作者的叙事能力较强，因而使人感觉主次清楚，详略把握也比较得当。正文部分一开始首先将原、被告的观点逐一列明，并把各自主张所依据的证据详列于后，既如实客观地反映了庭审中当事人举证和质证的情况，也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显示了司法的公正和透明,与WTO所要求的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cy）相吻合。这种写法一扫过去对证据表述含糊笼统的方式，表现出裁判文书写作改革所带来的积极变化，令人欣慰。该判决书叙事时重点突出，主要表现围绕着当事人争执的客运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来写，突出了问题的关键方面。显然把握客运合同法律关系是处理本案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在本判决书的理由部分，首先分析并阐明了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客运合同关系，且原告并未就要求被告赔偿的事项与其事先达成过任何书面协议，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4]，正确地认定了事实、适用了法律 。本判决作了简要的说理，也显得有理有据，为法院公正处理该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笔者仍苛刻地认为，在判决中简单的适用法律是不够的，判决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依法、依证据的说理，要做到说理透彻、思维严谨、结构严密并非容易之事，不仅需要法官的法律学识深厚、经验丰富，还需要法官极其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充分说理的司法传统。后者要取决于法官的独立性强弱和司法民主、透明的程度，如果没有恰当的制度予以保障和约束，就会影响法官心证的公开。而判决令人信服的权威性则更是来自判决的说理性，因为当事人之间之所以选择民事诉讼，是寻求一个说理的方式，法院就应该先提供这么一个环境，然后根据法律用说理的方式（判决）说服当事人。要取得如此高质量、高水准、权威的判决，司法各界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本案所涉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一）实体问题的法律分析——信赖利益保护之简述
综合本案的全部案情，原告由于被告与游客之间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未能正常顺利的履行并解除了客运合同的情形下，原告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原告并没有过错，因为原告是基于对他人合同能正常履行的合理信赖基础上行事，是应当受到保护的。虽然原被告之间无合同关系，但有信赖关系，存在信赖利益。但是，由于本案被告的特殊性，属于信赖利益保护例外的情形。
1、 信赖利益的含义
（1）利益说。该说认为，信赖利益是信赖合同有效成立所带来的利益。[5]
（2）不利益说。该说认为: 信赖利益, 系法律行为无效, 而相对人信赖其为有效,因无效之结果所蒙受之不利益也; 又可称为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契约利益。[6]
（3）损失说。该说认为：“信赖利益者，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而因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不成立或无效而生之损失，又称消极利益之损害。”[7]
（4）处境变更说。该说认为，“信赖利益指原告信赖被告的约定（许诺），使自己产生自我状态的变更。”[8]
我认为，以上各种学说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往往只侧重一面，未能全面把握其全部，且有诸多的不足, 比如损失说的用语混乱, 利益说的混淆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等等。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决定了对其规制的法律的复杂，一些法律概念也内涵丰富，所以不妨在排除上述学说不合理之出后，对其作多角度多层面的透析，以拓宽我们的理解。笔者倾向性的认为信赖利益是指与合同或要约等法律行为实现有明显利害关系的人对他人的法律行为给予合理信赖而产生的合理、明显利益。信赖利益损失是指拥有信赖利益的人因对方的原因致使其信赖利益落空而损失已经或可能获得的利益, 包括财产利益和机会利益。而要保护信赖利益就须明确信赖利益及其特征，主要概述为以下几点：
（1）信赖利益通常是既存利益或有较高盖然性的将来利益。信赖利益一般作为一种利益是对许诺赋予了信赖的当事人在许诺前即已经拥有的利益。它表现为订约、履行的成本及订约机会。“较高盖然性的将来利益”是指在立约或要约时虽未产生，但随着立约或要约行为将产生的明显的、可以一般合理遇见的利益。但是，信赖利益无须双方明确合意，只要是明确的、作为善意当事人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即可。
（2）信赖利益是已实际损失的可得利益。即要求损失业已发生，故信赖利益的保护具有补偿性特点，以补偿或填平信赖人的损失为限，不含有惩罚性。
（3）信赖利益是因合理信赖却因可归责对方的过错而损失或丧失的利益。
（4）信赖利益产生于对表意人或允诺人的合理信赖，不要求一定要有意思表示一致，也不要求有对价。
2、法律之所以应保护信赖利益，是出于以下考虑：早期的交易是在狭小的集市上进行的物物交换，交易者对交易的过程都亲身经历。但随着市场的扩大，事必躬亲是不可能的。所以，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物质文明）与社会的精细分工是互为条件的。社会的分工孕育了职业专业化，内外行之间基于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使外行明显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为了平衡两者的关系、保障交易安全，适当的加大对物品、服务提供者的义务，有利于加强其责任心，有利于促进交易，有利于实现公平价值，与允诺禁反言规则或不得自食其言规则相呼应。所以，信赖利益之保护是保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手段。
信赖利益赔偿法则最先起始于美国判例, 形成于美国法学会所编著契约篇第90 条的规定。该条规定:“凡允诺人可以合理地预见其诺言,足以诱导受领诺言人或第三人为一定或实质之行为或容忍, 苟确有此种行为或容忍发生, 则当事人间虽无约因存在, 为避免不公平起见, 其诺言仍有拘束力, 倘因此违背诺言者, 法院应予救济之”。[9]我国合同法上也体现了对他人信赖利益保护的立法精神，如第19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法律所以对邀约人撤销要约予以限制，正是出于对受要约人信赖行事的确认，是对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维护。
3、信赖利益保护的构成要件
（1）有符合条件的信赖利益。即要求该利益具有上述信赖利益之特征，且必须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合法性及必要性。要强调的是，该种利益是立约或要约行为将产生的明显的、可以一般合理遇见的利益。如果是许诺人不知且不应当知道的，则法律无理由过于苛求许诺人，使其背负过于承重的注意义务。
（2）一方基于信赖而享有信赖利益，却已全部或部分损失或丧失该利益。
（3）该信赖利益的全部或部分损失或丧失是利益明示或默示许诺人的过错行为导致的。
（4）许诺人的过错行为与信赖人全部或部分损失或丧失该利益有因果关系。
（5）信赖人无过错且善意行事。
4、信赖利益赔偿的适用范围及其例外
（1）财产损害。财产损害就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损害。包括已受损害和所失利益。已受损害,是指信赖人现有财产的减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订约费用；(2)为履约准备而产生的费用； (3)其他财产损失。除上述情形外, 凡因信赖人信赖对方行为有效而导致财产的减损, 均应属信赖利益赔偿的范围。
（2）非财产损害。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等。对于非财产损害赔偿, 应采取了一种很谨慎的态度, 在法律规定的几种情形下才可以请求。一般以不赔偿为原则, 以法律特别规定为例外。
信赖利益赔偿的适用范围以“必要限度”为原则。无论对财产损害还是对非财产损害，为了平衡信赖人与许诺人之间的利益，有必要对赔偿额予以必要限制，否则许诺人的义务与责任过大，如由其全部背负也有失公允将会阻碍其正常的商业交易活动而不利经济发展，也可能被恶意信赖人利用而成为转嫁自己合同风险的工具。所以，法律可以规定一个最高额或合同标的的百分比来确定，而合同标的的百分比可以细化，如采用累进制计算。对于超额不获赔偿的部分，一般是一个通情达礼的人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或不可能预见到的。此外，对于信赖利益赔偿信请求权的行使，应当予以配置较普通诉讼时效短的时效，以督促信赖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同时避免给允诺人较大的行为风险，兼顾双方交易的稳定及秩序。信赖人的这部分损失将成为法律难以救济的风险，可以考虑用买保险来防范。
回到本案，首先本案原告为履行旅游合同之项下义务，代理游客购买机票二十张，对飞机的正常运营享有信赖利益，该利益明显是实现可能的、合法的。原告以旅行社的身份以集体购票的形式一次购买二十张机票，其购票行为之后存在明显的、可以一般合理遇见的信赖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其次，被告对导致原告信赖利益损失的飞机航班延误事件可能有过错。再次， 原告有基于合理信赖而产生的损失且原告无过错且善意行事，因为飞机延误对原告而言是不能控制和避免的。最后，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过错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原告对被告是否享有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呢？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本案原告虽享有信赖利益，但属于信赖利益保护之例外。这是因为本案被告的特殊性，被告具有法律上的特殊地位，这是因为航空属于有法律特别调整的领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下简称《航空法》）和《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air Carriage,简称《华沙公约》）的规范。当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与乘客之间发生客运纠纷，首先要适用公约和特别法。《航空法》规定：“旅客、行李或者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造成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承运人证明本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为了避免损失的发生，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的，不承担责任。”[10] 《华沙公约》亦有此规定。[11]在《航空法》中规定了航空承运人对延误造成损失的过错推定责任制度。[12]可以认为，法律对承运人的责任予以了有条件的限制，航空公司可很容易地提出“但书”（由承运人承担举证责任）予以免责抗辩，从而使原告的损害得不到补偿与救济，使原告承担了较多的商事风险。而我国《合同法》第107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应该说,我国《合同法》对违约主要采取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论违约方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其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了损害,就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显而易见，《航空法》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较《合同法》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更倾向于保护航空运输这个高风险行业。
一般地,承运人对延误造成的损失赔偿包括:（1）旅客在等候另一航班过程中所支付的特殊费用；（2）旅客误乘下一经停地点航班的损失；（3）旅客购买另一航空公司机票而额外支出的票款。这里所讲的损失不包括间接损失及精神损害。[13]
那么，这种对承运人特别保护的立法是否是正当与合理的呢？虽然《航空法》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所以“经过近五年的艰苦工作，国际民航组织终于在综合《华沙公约》等11个有关国际航空运输文件的基础上，推出了新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即《蒙特利尔公约》）。该公约将严格责任制度导入国际航空运输法律体系，对国际航空旅客运输实行“双梯度责任制”，即对10万美元特别提款权的额度内的索赔，承运人承担严格责任，而对10万特别提款权以上的索赔，则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制。”[14]但是，笔者仍认为适当地对航空承运人的责任限制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理由如下：
（1）航空运输是风险行业，由于人类征服利用自然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空运中存在许许多多不可知和难以预、料难以避免、克服的不确定因素，使得风险不可避免。类似于起飞延误事件可以说是经常性的事件，如果要求一律适用严格的违约则任，将严重影响航空运输行业的发展，使航空业成为高风险、高成本（违约成本）、低利润的行业。
（2）航空客运合同的订立具有特殊性。一般合同的订立要经过要约与承诺，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谈判、磋商，而航空客运合同属于格式合同且乘客不能对合同进行修改和附加条件，承运人也无权选择乘客，即承运人无法了解单个乘客的具体情况，要求承运人承担对他人信赖利益损失赔偿是明显不公平的。
（3）现实生活中，在空运这个有许多不确定风险的行业要探究和分辨承运人对飞机延误是否有过错确实比较困难，其行为是否有过失很难判断，往往较多的情形是谁都没有过错，是飞行这个特种行业目前或将来不可克服的行业固有风险。如果要求承运人独自承担所有的风险是不公平、不现实、不利于航空业及整个社会的。所以，在行空公司对乘客适当补偿后，应免除其更多的其他责任，实行“补偿无过错”原则和“分摊风险”原则及“责任限制”原则。
（４）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中飞机延误属于较常见的现象，所以法律有理由要求人们不要太信赖客运合同都能毫无例外地顺利履行而提出让相关人审慎行事以期避免额外的风险。对本案被告而言，他完全可以审慎行事，在与黄山旅行社在分包合同中附加合同有条件生效的条款或者免责条款以避免自己的损失。
以上，笔者初步阐述了信赖利益保护制度及其例外。由于信赖利益保护理论之提出较晚，且未能形成比较一致的理论体系，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全面，又尚未纳入立法的视野，故目前在司法中要主张保护缺乏法律依据。上述的理论探讨仅为作者的一家之言，必有不足与谬误之处，权当抛砖引玉，旨在提出问题与大家共同讨论，期望引起学术界与司法、立法者的共同关注。
（二） 程序问题的法律思考——法院能否更换当事人[15]（被告）？
合同所涉第三人信赖利益的问题，我国合同法并未加以规定无疑是一个亟待弥补和完善的法律空白。我国属成文法国家，法律保护的是被法典类型化的权利，但是立法者也是人，具有与普通人一样的弱点，即知识、智慧、理性的有限性。所谓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乌托邦，不切实际的“彻头彻尾的虚无缥缈的理想，实际上……以变成最无意义、最危险的幻想。”[16] 所以，原告面临败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原告的利益是不是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没有办法维护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我认为，原告可以起诉游客，要求游客赔偿其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航班延误）而受到的损失，以适当地分摊部分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