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黑政办发〔２０１０〕５７号 　　


各市（地）、县（市）人民政府（行署），省政府各直属单位：

《黑龙江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已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黑龙江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规范融资性担保行为，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本细则所称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省属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省直有关部门或省属企业依法出资并控股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本细则所称监管部门是指省金融办和市（地）、县（市、区）政府（行署）确定的负责监督管理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部门（金融办或相关部门）。

第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以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为经营原则，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审慎经营模式。融资性担保公司与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并遵守合同的约定。

第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第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本细则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为客户保密，不得利用客户提供的信息从事任何与担保业务无关或有损客户利益的活动。

第六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

第七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由各级政府实施属地管理。

省金融办负责全省融资性担保公司及融资性担保公司分支机构设立、变更及终止的审批和监督管理工作的组织实施，负责省属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并向省政府和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报告工作。

市（地）、县（市、区）政府（行署）是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处置的第一责任人。市（地）、县（市、区）监管部门负责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及融资性担保公司分支机构设立、变更及终止的申报辅导、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并向同级政府（行署）和上级监管部门报告工作。

第二章　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八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应当经省金融办审查批准。经批准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由省金融办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省金融办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

（二）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

（三）有符合本细则规定的注册资本。

（四）有符合任职资格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合格的从业人员。

（五）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六）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

（七）省金融办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按照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设立各类融资性担保公司必须具备最低限额的注册资本：

（一）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２亿元（人民币，下同）。

（二）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１亿元。

（三）在省内市（地）范围内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５０００万元。

（四）在省内县（市、区）范围内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２０００万元。

（五）本细则施行前已经实际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应在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前达到注册资本不低于５００万元的要求，并应在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前达到本细则相应最低限额注册资本的要求。

注册资本为实缴货币资本。

第十一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向省金融办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申请书。应当载明拟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和业务范围等事项。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章程草案。

（四）股东名册及其出资额、股权结构。

（五）股东出资的验资证明以及持有注册资本５％以上股东的资信证明和有关资料。

（六）拟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证明。

（七）经营发展战略和规划。

（八）营业场所证明材料。

（九）省金融办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连续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两年以上，近两年连续盈利。

（二）近两年每年累计发生的代偿损失或投资损失不得高于净资产的５％。

（三）近两年无违法、违规不良记录。

（四）省金融办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第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应向省金融办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申请书。应当载明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名称、住所、业务范围、负责人等事项。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法人授权书及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具有法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两年的财务审计报告。

（五）拟任分支机构总经理资格证明。

（六）营业场所证明材料。

（七）省金融办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省金融办审查批准：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组织形式。

（三）变更注册资本。

（四）变更公司住所。

（五）调整业务范围。

（六）变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七）变更持有５％以上股权的股东。

（八）分立或者合并。

（九）修改章程。

（十）省金融办规定的其他变更事项。

融资性担保公司变更事项涉及经营许可证事项的，由省金融办换发经营许可证；涉及公司登记或备案事项的，经省金融办审查批准后，按规定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或备案。

第十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变更事项应提交的文件、资料，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　省内注册融资性担保公司在省外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征得省金融办同意。省外注册融资性担保公司在省内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征得其总公司所在地省级监管部门同意，报省金融办审查批准。

第十七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因分立、合并或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需要解散的，应当经省金融办审查批准，并凭批准文件及时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申请解散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向省金融办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解散申请报告。

（二）股东会议决议或出资人决定。

（三）清算程序。

（四）债权债务安排方案。

（五）资产分配方案。

（六）省金融办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有重大违法经营行为，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市场秩序、损害公众利益的，由省金融办予以撤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解散或被撤销的，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债务清偿计划及时偿还有关债务。所在地监管部门监督其清算过程。担保责任解除前，公司股东不得分配公司财产或从公司取得任何利益。

第二十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应当依法实施破产。

第二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解散、被撤销或破产的，由省金融办依法注销和缴回其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二条　涉及融资性担保公司或融资性担保公司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申请，省金融办应自受理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２０个工作日不能作出决定的，经省金融办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１０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三章　业务范围

第二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经省金融办批准，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全部融资性担保业务：

（一）贷款担保。

（二）票据承兑担保。

（三）贸易融资担保。

（四）项目融资担保。

（五）信用证担保。

（六）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

第二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经省金融办批准，可以兼营下列部分或全部业务：

（一）诉讼保全担保。

（二）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

（三）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四）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五）省金融办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可以为其他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提供再担保和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但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近两年无违法、违规不良记录。

（二）省金融办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从事再担保业务的融资性担保公司除需满足前款规定的条件外，注册资本应当不低于１亿元，并连续营业两年以上。

第二十六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吸收存款。

（二）发放贷款。

（三）受托发放贷款。

（四）受托投资。

（五）省金融办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融资性担保公司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第四章　经营规则和风险控制

第二十七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内审制度，保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设２名以上的独立董事。

第二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建立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的担保评估制度、决策程序、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并制定严格规范的业务操作规程，加强对担保项目的风险评估和管理。

第二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配备或聘请经济、金融、法律、技术等方面具有相关资格的专业人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设立首席合规官和首席风险官。首席合规官、首席风险官应当由取得律师或注册会计师等相关资格，并具有融资性担保或金融从业经验的人员担任。

第三十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等要求，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第三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可根据担保项目的风险程度，由融资性担保公司与被担保人自主协商确定，但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第三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１０％，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１５％，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发行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３０％。

第三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１０倍。

第三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限于国债、金融债券及大型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等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以及不存在利益冲突且总额不高于净资产２０％的其他投资。以自有资金投资其他融资性担保公司股权的，实行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放大倍数的扣除，不计入２０％的范畴。

第三十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为其母公司或子公司提供融资性担保。

第三十六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当年担保费收入的５０％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按不低于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１％的比例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金累计达到当年担保责任余额１０％的，实行差额提取。差额提取办法和担保赔偿准备金的使用管理办法由省金融办另行制定。省金融办可以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责任风险状况和审慎监管的需要，提出调高担保赔偿准备金比例的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对担保责任实行风险分类管理，准确计量担保责任风险。

第三十七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债权人应当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建立业务关系，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的方式。

第三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办理融资性担保业务，应当与被担保人约定在担保期间可持续获得相关信息并有权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

第三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债权人应当建立担保期间被担保人相关信息的交换机制，加强对被担保人的信用辅导和监督，共同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将公司治理情况、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资本金构成及运用情况、担保业务总体情况等信息告知相关债权人。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全省统一建立融资性担保公司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建立健全融资性担保公司信息资料收集、整理、统计分析制度和监管记分制度，对经营及风险状况进行持续监测。市（地）监管部门应于每年５月底前完成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上一年度机构概览报告，报省金融办备案。省金融办应当于每年６月底前完成全省融资性担保公司上一年度机构概览报告。

第四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监管部门报送经营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合法合规报告等文件和资料。融资性担保公司向监管部门提交的各类文件和资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第四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季度向监管部门报告资本金的运用情况。监管部门应当根据审慎监管的需要，适时提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要求。

第四十四条　监管部门根据监管需要，有权要求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提供专项资料，或约见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要求就有关情况进行说明或进行必要的整改。省金融办认为必要时，可以向债权人通报所监管有关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违规或风险情况。

第四十五条　监管部门根据监管需要，可以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予以配合，并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提供有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２人，并向融资性担保公司出示检查通知书和相关证件。

第四十六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发生担保诈骗、金额可能达到其净资产５％以上的担保代偿或投资损失，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法、违规等重大事件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向监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七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在其股东大会或股东会、董事会等会议召开后１０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监管部门报告会议的重要决议。

第四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聘请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年度审计，并将审计报告及时报送监管部门。

第四十九条　监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和处置制度，制定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明确处置机构及其职责、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及时、有效地处置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

第五十条　市（地）、县（市、区）监管部门应当于每年２月中旬前向本级政府（行署）和上级监管部门报告本辖区上一年度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和监管情况。省金融办应当于每年２月底前向省政府和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报告全省上一年度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和监管情况。市（地）、县（市、区）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向本级政府（行署）和上级监管部门报告辖区内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重大风险事件和处置情况。省金融办应当及时向省政府和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报告全省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重大风险事件和处置情况。

第五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行业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履行自律、维权、服务等职责。省级融资性担保行业自律组织接受省金融办的指导。市（地）、县（市、区）融资性担保行业自律组织接受同级监管部门的指导。

第五十二条　征信管理部门应当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有关信息纳入征信管理体系，并为融资性担保公司查询相关信息提供服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监管部门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审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的。

（二）违反规定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

（三）未依照本细则第五十条规定报告重大风险事件和处置情况的。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五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本细则规定，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给予处罚；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未作处罚规定的，由监管部门责令改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未经省金融办批准擅自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处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擅自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的，由监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法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公司制以外的融资性担保机构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参照本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实施办法另行制定。外商投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适用本细则，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融资性再担保机构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五十七条　本细则施行前已经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不符合本细则规定的，应在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前达到本细则规定的要求


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韩鸿翔


　　同国外发达法治国家相比，我国法官素质和公信度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应的是，我国法官待遇和地位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个低”是对我国法官在社会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的真实折射。

一、“两个低”形成的历史原因

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崇尚法治的文化传统，法律意识基础也非常薄弱。相反的是，人治思想基础非常浓厚，“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即为不忠”等等都反映了人们心中君权至上的思想。在诉讼断案方面，老百姓心中也是包公、海瑞等清官情结。其实，人们心中的包公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官，他集警官、检察官、法官和执行官于一身。在包公身上人们所向往的是公道正派和为民做主，而不是现代法治理念所要求的法官居中依法公正裁判、司法为民。司法为民和为民做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民做主固有含义便是：“父母官”以权力为依托，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至于权力运行是否合法，是否遵从既定程序，权力运用的方式能否普遍适用，则在所不问。“权大于法”至今仍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人们对法律（法治）的信仰远不及对权力的信仰。

经过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短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华民国时期，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在君权至上、法为权用的人治思想传统。既便在1954年我国诞生了第一部宪法后，法治思想的萌芽还未形成，就被后来十年文革的惊涛骇浪所淹没。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才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党的十五大才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所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只是近几十年来才提出的。

在这种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支配下，生活实际中，当人们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为自己寻求救济之时，通常想到的是找“中间人”来管一管，对于诉讼比较“厌恶”，不到万不得以不为之。在当今，人们对自己权利的救济还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方式：有矛盾纠纷往往想到的不是找法官，而是上访告状，找“县官”、“市官”、“省官”，甚至“告御状”，即便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也不例外。人们总希望能换一个更大的“官”来把这些个“小官”管一管，治一治，为自己做主，为自己出气。他们深信“权大于法”。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原因，但是也不难看出，人治思想在人们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巨大影响，而法治思想在群众中的基础却是多么薄弱。

在中国古代，在职位设置上没有真正意义的法官这一职位。法官和行政长官融为一体，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县、州、道、台等各级长官皆可坐堂问案并依律决讼断狱。现在人民法院的前身向前可一直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在一些地方的农会才成立过审判土豪劣绅的法庭、审判委员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成立过中央最高法院和省、县、区各级裁判部。这是我国司法制度的萌芽。[1]审判机关诞生之初，便是以中央政府对敌斗争工具和对内调解矛盾机关的面孔而出现的，他属于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到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后，人民法院根据规定才不再隶属于政府，不再向其报告工作。但是法院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且当时对法官任职条件、待遇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也没有另行规定。现实当中，法官一直是参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管理的。既便2003年《法官法》诞生后，其规定也未被很好地落实。

由于这一系列历史原因，包括法律文化传统因素，至使一直到今日全社会民众看来，法院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政府的一般工作部门并无多大差别；法院工作人员（法官）在整体素质和知识结构方面，与一般公务员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正是这种社会责任和人员素质的无差别，最终决定了待遇方面的无差别。于是，相对国外成熟法治国家而言，我国就出现了法官“两个低”的现状。

二、法官的素质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法官 “两个低” 的现状是适应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还是与之相悖呢？

我国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自此，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建设转向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立法数量大量增加。要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宏观调控，国家必须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只有公平才能激发创造力，只有有序才最大限度地避免财力内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要做到公平有序，就必须制定完备的法律，用法律确定各方权益，规范社会秩序。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只要存在竞争，就会存在纠纷，要使纠纷在公平有序的环境中得到解决，就离不开法官通过司法程序依法居中裁决。公平合法有序同样也是对政府行为的基本要求。在行政诉讼中，法院还负有审查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的司法裁判权。在历史中形成的，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的格局，正在逐步被打破。可以认为，法院承担的社会职责相对政府的一般行政部门而言，越来越重大了。

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来，全国人大大量立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也层出不穷，国务院及各部委、各地方人大、政府的各种法规、规章更是多如牛毛。所规范的内容不限于上文所述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婚姻、家庭、侵权等基本的民事法律，涉及政府各个管理领域的行政法律，以及规范法官和当事人行为的诉讼法律也越来越细化。早期法律秩序通常能够在没有通过适当训练而获得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的情况下得经维持。但是，现代社会生活变得愈来愈复杂，法律规范也变得愈来愈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伴随着法律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的广泛化和复杂化以及相应对纠纷的解决提出更高的要求，法院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大，早期的未经培训的经验型法官已逐渐让位于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型法官。不管懂不懂法律，只要进了法院熟悉两年都能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样一来，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纵向比较。
同时，相对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进行横向比较而言，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素质的要求也更为提高，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分析得出：

（一）人之常情，理之所在。法官作为双方当事人纠纷的裁判者，处理纠纷理应比双方当事人看问题更全面、更深刻、更在理、更能服众；否则，就不称为法官。故此，法官的素质相对而言，在总体上应高于检察官、律师、以及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此三者，常常是案件的当事人。

（二）、法官不但是处理纠纷的裁判者，而且是终局裁判者。当人们行为出现侵权、违约或其他不当之时，包括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有违合法性、合理性或正当性之时，相对人可以到法院找法官寻求救济，法官可依法纠正之。可是，如果当法官的行为不当之时，又有谁来纠正。这是司法终局决定的。因此，法官应当是高素质的，既包括能力，也包括良心，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的不当行为。

（三）、现在提倡处理纠纷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两个效果都良好，最终当事人息诉罢访，案结事了。当事人包括的范围太广泛了，一般群众、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都可能成为当事人。这就要求法官能够针对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做思想工作，会说理，说的在理，不仅能讲法理，还能讲情理、道理、伦理，并且能讲到当事人的心中。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高超的表达能力，甚至还要有敏锐的政治智慧。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现在的法官的低素质的状况已不能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官素质亟待提高。那么，法官素质提高到多高才可以？这无法用一个“尺子”去量，但总的目标是达到“令人敬佩”。

三、法官素质与待遇

提高法官素质的方法和渠道有很多，但从根本讲只有两个：一是法院系统内部花费必要的人力物力，提高现任法官素质；二是直接从社会上录用或调入高素质法律人才，逐渐添补法官空缺，逐渐从整体上提高法官素质。第一种方法是解决目前法官素质低的临时举措，从长远来看，第二种方法才是最终提高并保持高素质法律人才从事法官职业的根本之道。道理很明显：法官素质高低不是自己跟自己比，而是相对全社会而言，因此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国家也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吸收高素质人才进入法官队伍。另一面从社会上吸收人才，也使社会人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节约高素质法官产出的投入成本。
当全社会都在要求公平和正义之时，当提高法官素质成为当务之急之时，当法院需要引进、挽留高素质法律人才之时，有关法官待遇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无法让人回避的问题。我国法官待遇低，已被普遍共认，也已被当前的法官不断流失的实际状况所证实：“近年我国共流失法官1．6万人，其中多数是从西部地区流失的。”“学法律的大学生在毕业就业时首选律师，其次是大公司，最后才是法官。”“律师和法官在待遇等各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2]

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度北京执业律师已突破1万名，这些律师的行业收入突破50亿元。业内人士保守估算，这1万名律师中至少有200名的个人资产已达到了千万富翁水平。这就意味着，每50名北京律师中就能诞生一个千万富翁。粗算下来，北京律师年均收入可达50万元。[3]律师界这样高的收入，法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其实质是劳动力的价格。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哪里价格适中，效益好，资源就自然向哪里集中。人才资源的配置亦然，哪里劳动力价格高，人才自身的价值展示得越充分，人才就会流动到哪里。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由于我国律师界的收入在总体上远高于法官收入，因此，在我国形成了律师水平高于法官水平不正当局面。就单从这一点讲，让两个针锋相对的高素质的律师在低素质法官的裁判面前“胜败皆服，案结事了”，谈何容易？

这就出现了法官的经济待遇与其责任、义务不相对等的现状。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工资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国家应保证法官享有相对优厚的待遇。但长期以来，法官的工资序列一直是按公务员的序列进行管理的，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体现不出责任的重大和职业的神圣。而法官作为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审判行为作为一种复杂劳动，本身具有的责任特别重大，负担较重。法官审理案件，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那只是处于风暴眼之中的一种暂时的、虚假的平静。实际上，法院的判决稍有闪失，各种社会矛盾随时有可能呼啸而来。而与其相对应的律师工作则比较轻松，收入水平比法官高得多，同是法律职业，对比显明，“法官下岗当律师”这一本末倒置现象在中国产生就不足为奇。培养法官的廉洁作风笔者也提倡，但法官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还是要同自己周围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受着社会各种思潮的影响，仅加强对法官廉洁自律的教育是不够。人们曾说“法官要耐的住寂寞”，不错，法官应该约束自己的业外活动，不作与法官身份、职业相悖的事情，但是法官最起码的生活质量要保证；法官不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吃请，但要自己请得起自己；不要出现法官因为不能支付自己子女上大学所需的费用而离职。

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应当从提高法官待遇入手，使各级法院逐步引入与留住有经验的、合格的、多样化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激励现任法官加强自修，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法官职位的需求。 “改善法官待遇。这并不是法官自利欲望驱使所至而提出的改革，而是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提高待遇能带动法官素质提高，带动纪律严肃，树立法律权威。”[4]美国作为发达的法治国家，为留住有经验的高素质法官和引入优秀的律师担任法官，提高法院司法能力，在法官待遇方面可为他国之楷模。美国联邦法官“一经任命不仅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而且享受高出一般国家工作人员3-5倍丰厚的经济待遇，由此培育出的法官队伍使得他们忠于法律，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始终保持执行案务的公正性和执行职务的廉洁性，自觉地践行法律，以体现法律的权威。”[5]即便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院约翰•罗伯茨在2007年度报告中陈述：“也决心继续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二十年的追求：为使联邦法官得到合理的薪水”，还在努力呼吁国会增加联邦法官的收入。[6]

法官待遇包括方面很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待遇；二是身份待遇。经济待遇即工资的多少，身份待遇即社会地位和受到尊重的程度，其中经济待遇占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