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行政复议听证程序规定》的通知

常政办发〔2009〕88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市各有关单位：
　　现将《常州市行政复议听证程序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九年七月七日

常州市行政复议听证程序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复议审查活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及《江苏省行政复议听证办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复议听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负责办理具体行政复议案件的法制工作机构（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机构）直接听取案件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就案件事实、证据、依据等问题所作的陈述、举证、质证、辩论的审理方式。
　　第三条　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机构具体负责行政复议的听证工作。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复议机构以听证方式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应当遵守本规定。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复议听证工作实施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行政复议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进行听证：
　　（一）对事实认定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
　　（二）案情疑难、复杂的案件；
　　（三）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理解和适用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
　　（四）可能影响申请人重大权益的案件；
　　（五）其他需要听证的案件。
　　第五条　行政复议机构根据本办法规定，决定案件是否听证。
　　申请人、第三人申请听证的，由行政复议机构决定。
　　第六条　听证坚持公正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以公开方式进行。
　　第七条　被申请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履行举证责任，对所提供的证据、依据进行说明。
　　第八条　行政复议机构决定组织听证的，应当设听证主持人1名，可以根据需要设听证员1至2名；另指定1名工作人员为书记员。
　　听证主持人是指行政复议机构确定的，具体组织和主持行政复议听证工作的人员。
　　听证员是指行政复议机构根据案件需要，指定或者聘请的协助听证主持人工作的人员。听证员可以在听证过程中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提问，在听证结束后可以对案件的处理提出意见。听证员不应直接与当事人质证和辩论。
　　书记员是指负责听证笔录制作，协助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员办理其他事务的人员。
　　第九条　听证主持人负责组织和主持行政复议听证工作，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决定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二）组织和主持听证会；
　　（三）决定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参加听证会；
　　（四）就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向听证参加人提问；
　　（五）询问听证参加人；
　　（六）决定听证会的中止；
　　（七）维护听证会纪律，对违反听证会纪律的人员予以制止，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其退出；
　　（八）其他由听证主持人行使的职责。
　　第十条　行政复议听证当事人是指行政行复议的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
　　行政复议机构组织听证的，应当通知当事人参加听证。一方当事人为5名以上的应推举1到3名代表参加听证。
　　行政复议机构组织听证的，可以根据案件审查需要，通知证人、鉴定人、专业人员、翻译人员等有关人员参加听证。
　　第十一条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本案的申请人、第三人或者申请人、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
　　（三）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鉴定人、专业人员、翻译人员。
　　第十二条　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当说明理由，并在举行听证的3日前告知行政复议机构。
　　当事人听证时申请回避的，应记录在卷。
　　第十三条　听证主持人的回避，由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决定；其他工作人员的回避，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担任听证主持人的回避，由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决定。
　　第十四条　当事人在听证过程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认为听证主持人或者其他相关工作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回避；
　　（二）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1至2名代理人参加听证；
　　（三）查阅对方提交的材料；
　　（四）在听证过程中陈述案件事实和理由；
　　（五）就案件争议焦点进行质证、辩论；
　　（六）核对听证笔录；
　　（七）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参加听证的，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第十六条　当事人在听证过程中承担下列义务：
　　（一）按时到指定地点参加听证；
　　（二）如实回答有关提问；
　　（三）未经听证主持人批准不得中途退出听证会；
　　（四）遵守听证会纪律。
　　第十七条　行政复议机构决定听证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的7日前，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案由；
　　（三）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四）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的姓名；
　　（五）其他内容。
　　行政复议案件复杂或者证据材料较多的，应当通知当事人提前阅卷并提供阅卷场所。
　　第十八条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的，应当在收到听证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行政复议机构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代理权限。
　　当事人要求证人、鉴定人、专业人员参加听证的，应当在收到听证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行政复议机构提交证人、鉴定人、专业人员的姓名、职业、住址，证明或说明对象，以及申请证人、鉴定人参加听证的理由，是否批准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行政复议机构视案件审查需要可以邀请翻译人员、专业人员参加听证。
　　第十九条　行政复议听证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书记员核实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及到场情况；
　　（二）书记员宣读听证纪律；
　　（三）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
　　（四）听证主持人宣布案由和听证员、书记员名单，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
　　（五）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请求、陈述理由并举证；
　　（六）被申请人陈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举证；
　　（七）第三人参加听证的，由第三人陈述自己观点，并举证；
　　（八）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对证据进行质证；
　　（九）听证主持人对需要查明的问题向听证参加人询问；
　　（十）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记录人、当事人及其他参加人在听证笔录上签字。当事人及其他参加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在听证笔录中载明情况。
　　第二十条　行政复议听证参加人应当遵守以下听证纪律：
　　（一）未经听证主持人许可不得随便发言、提问；
　　（二）未经听证主持人许可不得录音、录像和拍照；
　　（三）不得鼓掌、喧哗、吵闹或者有其他妨碍听证秩序的活动；
　　（四）听证时不随意走动或离场；
　　（五）听证时禁止吸烟，禁止随地吐痰，禁止使用通讯工具；
　　（六）当事人陈述事实、答辩问题，必须做到事实求是、文明礼貌，不得有攻击性语言。
　　违反听证纪律的，由听证主持人劝告制止；不听劝告的，给予训诫；情节严重的，责令其退出听证。
　　第二十一条　证人作证时，听证主持人应当核对证人身份，并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责任。
　　证人不得旁听听证会。
　　两名以上证人到会作证的，应当分别作证，需要组织证人对质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证人应当如实作证，接受有关询问。证人到会后，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针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向证人发问。
　　证人作证后，听证主持人应当询问其他当事人对证言有无异议。
　　其他当事人经听证主持人许可可以向证人发问。
　　第二十三条　经听证主持人许可，鉴定人、勘验人可以到会说明情况，接受询问。
　　对于到会的鉴定人、勘验人，听证主持人应当核对其身份以及与当事人及案件的关系，并告知鉴定人、勘验人如实说明情况的法定义务和作虚假说明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听证主持人可以决定中止听证，并向各有关当事人发送《行政复议听证中止通知书》：
　　（一）当事人因正当事由不能参加听证的；
　　（二）当事人申请回避的，但当场决定不需要回避的除外；
　　（三）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场或者需要重新鉴定、勘验的；
　　（四）其他应当中止听证的情形。
　　当事人因正当事由不能参加听证的，应当在听证会召开3日前向行政复议机构提出，并提交证明正当事由存在的证据，是否中止，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中止情形消除后，听证主持人应当决定恢复听证。
　　第二十五条　听证笔录及听证认定的事实应当作为行政复议机构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依据。
　　第二十六条　听证的费用由行政复议机关承担，不得向当事人收取。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常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论中国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



（ 姚魏 上海社会科学院宪法、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200025）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山东齐玉苓案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成为当年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该案也被媒体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学者们对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意义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该批复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标志，它意味着宪法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司法解释中得到承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有人认为，该案仅是普通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宪法，最高院作出该司法解释是违宪行为；还有人认为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产生的意义也没有媒体宣传的那样巨大，但对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该案引发的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作一些论述。

一、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齐玉苓案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那么，何为“宪法司法化”？这种表述是否科学？我们不难看出“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创始人本意是指，宪法像其它法律一样具有司法适用性，即同样能够进入司法程序，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从字面上看，“宪法司法化”表示宪法不断适应自身进入司法领域的要求而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要通过宪法的修改来逐步推进。因此“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准确。笔者认为，科学的提法应是“宪法的司法适用”。对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的正确认识还有赖于它与相关概念的辨析。首先，人们通常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起源于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违宪审查。虽然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解决的是个案问题，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同时确认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排除了违宪法律在司法适用中的可能，它的真实意图在于确立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而我们所称的宪法的司法适用仅是指宪法直接适用于个案。因为美国的违宪审查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很容易把违宪审查与宪法的司法适用当成一回事。其次，有人认为宪法监督不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其实是将宪法监督等同于违宪审查。在我国违宪审查机关唯权力机关一家，但宪法的监督主体却具有多样性。宪法监督在外延上不仅包括违宪审查，也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违宪审查是对抽象的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对具体的违宪个案进行裁判。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成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维护宪法的权威。再次，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否就是宪法诉讼呢？在我国宪法诉讼是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后，通过其它救济模式，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仍无法得到保护时，而向有权机关提起诉讼的一项法律制度。因此宪法诉讼与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但是在由法院负责违宪审查的国家，宪法诉讼则包含了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两个方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宪法实践中的地位。

二、宪法长期没有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原因。1、对两个司法解释的错误认识。1955年最高院对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作过一个批复，批复认为宪法在刑事方面并不规定科罪量刑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法律文书中引用，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引用。一般认为，中国宪法不能进入法院的具体诉讼主要是基于以上两个司法解释。笔者认为，1955年的批复并不能排除在判决中引用宪法的可能，在刑事判决中不引用宪法定罪量刑是正确的，但不能扩大为在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中一概不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对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法院因此剥夺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没有道理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根本无权中止宪法的执行力。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不能决定“司”哪些法，不“司”哪些法。[1]2、现代宪法观念的作用。其一、宪法的章程化的观念。人们在性质上把宪法等同于一般政党、团体内部的章程。章程是指政党、社会团体规定本组织内部事务的一种共同遵守的文件，而宪法作为一种法，有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把宪法看成章程就是把宪法划入了思想意识和纪律的范畴，在观念上已经潜意识地否定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其二、宪法的纲领化的观念。纲领是现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完成的任务及其行动的步骤。也就是说人们没有把宪法中的公民权利看成是法定权利，而只是一种应然权利。焦洪昌教授说过：“平等最初只是一个法律观念，后来随着社会进步，被人们看成法律原则，再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平等只有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时，才能得到司法救济。”[2]笔者认为像平等权这样的宪法权利还处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阶段上，不能被司法保护也是意料中的事。其三、宪法的政治化的观念。人们片面强调宪法的阶级性，似乎凡是宪法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也把宪法学搞成了政治学。除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根本大法”的概念外，宪法几乎丧失了作为法应有的其它特征。因此，解决宪法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斗争，而不是司法过程。[3]总之，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意识不强。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理论上说为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奠定了基础，但是社会实践中诸多原因造成了公民宪法意识不强。人们逐步形成宪法不是法，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观念，认为违反民法、刑法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则无所谓，以至违法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无动于衷。[4]

三、宪法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必要性。1、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至上观念的需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既然宪法也是法，那就应该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司法效力，所谓的法律效力就是空话。如果不能在司法机关得到执行，不能在实际中运用，就是一纸空文。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在下位法中找不到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时，法院可以直接拿宪法作为判案依据，岂不是把宪法的作用定位为替其它法律拾遗补缺？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不利于宪法至上观念的形成。笔者认为不然。这正体现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防线，其它法律无能为力时，宪法可以挺身而出。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宪法的司法适用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首先，根据专家统计，宪法中规定的十余项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法规具体落实保护措施的只有一半，例如受教育权、言论自由权、结社权等，法律都未作出具体规定。如果没有宪法诉讼制度，何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比较具体，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如果宪法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可以弥补普通法律的缺陷。再次，有些典型的宪法诉讼案件被强行纳入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案子，法院将其列为行政诉讼案件，这超出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只能对行政主体侵犯自己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案件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中的学校作为准行政主体侵犯的是原告的受教育权。因此适用宪法中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的条款作出判决才是恰当的。

四、宪法的司法适用的规则。我们在解放思想，确认宪法也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同时，也应当肯定宪法并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作为判案依据的。宪法的司法适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1、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宪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罪刑法定”的原则。这里的“法”只能解释为刑法，不能作任何扩大解释。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它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人的生命。如果宪法也能定罪量刑，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公民的基本人权何以保障？2、法院在面临宪法、法律都对涉讼行为作出了相同的规定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能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因为这些法律在制定时是以宪法为依据的，适用这些法律就等于间接地适用了宪法，所以不必在任何时候都使用宪法这个“尚方宝剑”。3、法院在认为宪法、法律对涉讼行为作出了不同规定时，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因为在我国，司法机关不能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只能由权力机关来判断。所以法院应中止审理，逐级上报，最后由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法律违宪与否。如果法律违宪，则直接适用宪法。4、法院面临法律没有对涉讼行为作出规定，而宪法作了规定时，应当适用宪法。现实生活中这类案件往往不被受理，如王立春等诉民族饭店选举权纠纷案。因为我国长期存在“法不授权则不受理”的立案制度。其实“法不授权不可为”一般针对具有主动性、扩张性的行政机关，而审判权则是被动的，“不告不理”是法院审判权的前提。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条防线，因此通过限制法院的受案范围来防止滥用权力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5]5、法院在审理因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案件时，部分适用宪法。在齐玉苓案中，最高院指出：“陈某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见最高院把此案仅是看成特殊的民事案件。笔者认为这类案件应是宪法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宪法诉讼是核心。虽然宪法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制裁性，但确认和宣告某个行为违宪，在某些时候还可以撤销违宪行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制裁。它体现了司法者对违宪行为的否定态度和对受害人的支持，但为了更有利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往往还支持他们的民事、行政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就表现为民事赔偿。这类案件应该首先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确认行为违宪，在此基础上追究行为人的其它法律责任。
注释:
[1]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29页。
[2] 南香红、曾民：《成都“身高歧视案”引发宪法平等权讨论》，《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第7版。
[3]廖中洪：《中国宪法非讼化原因探析》，《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第86页。
[4] 周叶中、刘鸿章：《加强宪法监督，建设法治国家》，《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29页。
[5] ]蒋德海：《宪法司法化对我国立案制度和判决模式的影响》，《上海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