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公证条例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11月18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证行为，发挥公证机构的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预防和减少纠纷，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公证，是指公证机构依法证明法律行为和有法律意义的事件、文书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
第三条 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事务，应当尊重事实，遵守法律。
第四条 公证机构依法独立办理公证事务，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第五条 公证员执业，应当遵守法律和执业纪律，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第六条 公证实行司法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与公证员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第二章 公证机构和公证员
第七条 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的执行国家公证职能、自主开展业务、独立承担责任、实行独立核算的法人。
公证机构之间无隶属关系。
第八条 公证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批准或决定。
第九条 公证机构实行主任负责制。公证机构负责人必须由取得公证员执业证的人员担任。
第十条 公证员是指通过国家组织的公证员资格考试或考核，取得公证员执业证，在公证机构专门从事公证业务的人员。
第十一条 实行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登记、执业注册制度。未经登记、执业注册的，不得执业。
实行公证机构登记和执业公证员的年检注册制度。未通过年检注册的，不得办理公证事务。

第三章 公证业务
第十二条 下列法律行为，当事人可以向公证机构申请公证：
（一）合同的设立、变更、终止；
（二）委托、遗嘱的设立、变更和撤销；
（三）财产的分割、赠与、转让、租赁，放弃继承权的声明；
（四）赡养、遗赠扶养协议；
（五）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转让；
（六）票据的背书、拒绝承兑、拒绝付款；
（七）拍卖、招标、投标、评奖、开奖；
（八）债务的担保；
（九）城镇房屋的继承、买卖、赠与、抵押；
（十）婚前财产登记、夫妻财产约定；
（十一）收养关系的成立、解除，亲子认领；
（十二）其他法律行为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十三条 下列有法律意义的事件、文书，当事人可以向公证机构申请公证：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财产所有权、继承权、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民事权利；
（二）公民的出生、生存、居住、死亡、身份、学历、经历、职务、职称、婚姻、亲属关系、国籍、曾用名、是否受过刑事处罚；
（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章程、法定代表人资格，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信或经营状况、债权债务情况和财产的清点、评估、清算；
（四）合同或者其他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
（五）文书的副本、节本、译本、影印本与原本的关系；
（六）不可抗力事件；
（七）其他有法律意义的事件、文书。
第十四条 下列行为、事件、文书，一方当事人申请公证的，应当公证：
（一）国有企业的租赁、联营、兼并、产权出售及拍卖；
（二）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
第十五条 下列行为、事件、文书，当事人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公证：
（一）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代管房屋的拆迁补偿协议、安置协议；
（二）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租赁、抵押合同；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四）政府采购中的招标投标活动；
（五）商品房的预售合同、分期付款协议；
（六）依法向社会公开发行的奖券、彩票的开奖；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公证的其他行为、事件、文书。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以给付货币、物品或者有价证券为内容的债权文书，公证机构可以应债权人的申请，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一）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议；
（二）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
第十七条 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
（一）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
（二）赊欠货物的债权文书；
（三）各种借据、欠单；
（四）还款（物）协议；
（五）以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学费、赔（补）偿金为内容的协议；
（六）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条件的其他债权文书。
第十八条 对可能灭失或者今后难以取得的证据，当事人可以向公证机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
第十九条 当事人可以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提存公证。
第二十条 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与公证有关的法律事务：
（一）认证事务；
（二）遗产的清点，遗嘱或者其他文书的保管；
（三）样品封存；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以及符合国际惯例的与公证有关的事务。

第四章 公证管辖
第二十一条 公证事项由当事人住所地、行为地或者事件发生地公证机构管辖。
第二十二条 不动产的公证事项，由不动产所在地公证机构管辖，但遗嘱、委托、声明中涉及的不动产，由当事人住所地或者行为地的公证机构管辖。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就同一公证事项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公证机构申请公证的，由最先接到书面申请的公证机构办理。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公证，有管辖权的公证机构因特殊原因不能办理的，由省司法行政部门指定的公证机构办理。
第二十五条 公证机构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指定管辖。

第五章 公证程序
第二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办理公证的，应当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申请。但委托、声明、赠与、遗赠扶养协议、遗嘱、收养等与公民人身有密切关系的事项，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申请。
第二十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公证申请，公证机构应当受理：
（一）申请事项与申请人有利害关系；
（二）当事人对申请事项无争议；
（三）申请事项属于公证业务范围；
（四）申请事项属于本公证机构管辖。
第二十八条 公证机构应当自收到公证申请之日起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九条 公证员办理公证时，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该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该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
（三）与该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正确办证。
公证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本级司法行政部门决定，公证员的回避由公证机构负责人决定。
本条规定适用于公证工作中的辅助人员。
第三十条 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可以在公证文书批准前，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向公证机构申请公证人员回避，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 公证机构受理公证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的身份、民事行为能力以及申请公证的事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者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有疑义的，公证机构应当要求申请人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举证有困难的，公证机构可以接受申请人的委
托，调查取证。
第三十二条 公证员凭公证机构出具的介绍信和公证员执业证，可以就公证事项进行调查，查看有关的档案、材料，进行现场勘验。公证员依法执行职务时，有关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当给予协助。
第三十三条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证事项，公证机构应当在受理公证申请之日起15日内出证。疑难复杂、申请人举证不足或者需要调查核实的公证事项，出证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
因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公证机构无法工作的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的期限。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证机构应当拒绝公证，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一）申请公证的事项不真实、不合法；
（二）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事实。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证机构应当终止办理公证：
（一）因申请人的原因致使公证机构在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内无法出证；
（二）公证文书生效前，申请人撤回公证申请；
（三）申请人死亡或者申请公证的法人、其他组织终止，继续办理已无意义。
第三十六条 公证机构负责公证审批的人员批准公证文书的日期为出证日期。公证文书自出证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七条 公证文书由申请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到公证机构领取；到公证机构领取有困难的，可以由公证机构邮寄送达。
申请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领取公证文书，应当在公证文书送达回执上签名或者盖章。邮寄送达的，以邮寄回执上注明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三十八条 公证机构发现出具的公证文书不真实、不合法的，应当予以撤销。
司法行政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的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文书不真实、不合法的，应当责成公证机构撤销，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三十九条 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撤销公证文书的，公证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撤销或者不予撤销的决定。
第四十条 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公证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公证申请、拒绝公证、撤销公证文书或者不予撤销公证文书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六章 公证文书的效力
第四十一条 公证文书自出证之日起即具有法律上的证明力。
第四十二条 经公证机构依法证明的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文书，应当作为行政机关、人民法院以及仲裁机构认定事实的根据。但人民法院认定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
第四十三条 对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构。

第七章 管理和监督
第四十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公证机构、公证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第四十五条 公证人员依法办理公证事务，必须保证公证文书的质量，不得违反公证真实、合法的原则，不得兼任与公证员职责相违背的其他职务，不得利用办证之便非法索取、收受金钱、实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四十六条 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应按照国家标准和省定标准收费。
公证机构、公证员有法律援助的义务，对符合公证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可减免收费。
第四十七条 公证机构应当建立责任赔偿、公证文书质量监督、财务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
第四十八条 公证机构应加强经费管理，建立事业发展基金、赔偿基金和福利基金，接受财政、审计、物价行政部门的监督。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公证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6个月至1年的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公证管辖的规定办理公证事务；
（二）擅自提高或降低公证收费标准；
（三）采取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
（四）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公证程序出具公证文书；
（五）因过失出具不真实、不合法的公证文书；
（六）公证文书不真实、不合法，经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撤销而不予撤销的。
第五十条 公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国家、集体利益或者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并由省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至1年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吊销公证员执业证书，并
追究公证机构负责人的责任：
（一）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二）出具虚假公证文书，或者因过失出具错误公证文书；
（三）利用执业之便，索取、收受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
（四）侵吞、挪用提存款、物或者公证机构保管的其他财物；
（五）其他违反公证员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行为。
有前款第（一）、（二）、（三）、（四）项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公证机构出具错误公证文书，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过错的公证员追索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公证文书或者导致公证机构出具错误公证文书，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公证机构依法履行赔偿义务后，有权向其追偿。
第五十二条 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文书被依法撤销的，应当将收取的公证费退还申请人。但由于申请人的过错造成公证文书被撤销的除外。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应当申请公证而未进行公证，给国家、集体财产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冒用公证机构、公证员名义进行证明活动，伪造、变造公证书、公证机构印章，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2000年11月18日
判决书：中国司法能否
从此做起?

周沂林

一种忧虑，一种对中国司法现状可能导致整个法制危机的深切忧虑，愈来愈强地令人挥之不去。当然，这种忧虑仅仅伴随着国家法制的进步。一方面是蔚为大观的立法体系化；另一方面则是司法的最终产品─判决书带给人们的对法律的怀疑和失望。在人们的抽象观念中，法律是神圣的、公正的、理性的，但他们在判决书中经常看到的却是武断、逻辑混乱、无知和掩饰。作为一种八股式的文体，我们的判决书在“本院认为：”之后，即开始成套地采用规范的“武断判语”，诸如：“不予采纳”、“应予支持”、“应视为”、“抗辩理由不成立”等等，缺乏充分的论证，让人看不出判决或改判的理由。问题不在于判决书应该如何写作，而在于我们的司法制度要求什么样的判决书。

当代法律研究有这样的共识：法律不仅是一套规则体系和人们必须遵守的权威，更为丰富和疑难的问题是它的实施。法律实施的因素十分复杂，但无论如何司法是最关键的过程。司法活动的主要角色是律师和法官。律师在整个法律运作中的作用是全方位的；而法官则在司法活动中起决定作用，从而主导法律实施。毫无疑问，法官的作用最终应体现在判决书中。

判决书具有法律的强制力，但本身并不构成权威。如果想真正形成权威，仅仅依靠国家强制力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正确解释法律、充分宣示正义、合理判定冲突，不仅使当事人而且使广大民众能够信服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治国家的判决书必须详细论证判决的根据和理由。
司法的武断和粗暴同样体现在判决书中。这是一种不讲理的判决书。人们搞不清是法官不懂理还是不公正，或者就是司法腐败的产物。它直接导致上诉和无穷无尽的申诉，最终构成执行难的重要因素。
抛开腐败的因素不谈，即使一个有良心的法官如果缺乏专业的法律思维的训练和积累也难以做到判决公正。他可能力图在冲突双方不偏不倚，但距离司法公正却没有更近。他们大抵都懂得证据的重要，但对论据却不甚了了。

司法公正必须从制度上要求判决书写明判决的根据和理由，疑难案件必须充分论证。判决书的制作过程就是法官整理思路的过程，这有助于防止武断、“暗箱操作”和纠正混乱的逻辑。逻辑清晰、论证充分的判决书是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

法律的疑难问题更多地表现在法律实施上。这个问题客观存在的本身就容易导致法制的不统一。相同或类似的案件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判决书中表达的法律思维和理念不一，从而导致运用法律准则的混乱。这在我国目前是最为突出的法制问题。

产生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是历史的。中国自清末开始走上西方的法律轨道。一方面西方法律文明确有人类理性的普适性和社会发展的进步性，因而选择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消化进口的法律甚为艰难。所以百年来中国法制的统一并无实质上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们准备全盘接受现代“法治”观念和施行市场经济制度以来，我国的立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这却是以法律的低实现度为代价的。我们有权威的成文法，为什么难以实施？部分原因是立法的本土化考虑不足，更重要的原因是司法实践的滞后。先进的立法伴随着落后的司法，形成了中国法制前所未有的尴尬，并可能导致真正的危机，即人民对法律的普遍不信任。

如何解决法制的统一问题？法律史上判例法的产生与发展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制度并非人为的、理性的设计。英国的历史充满战争和混乱，直到1066年诺曼底征服英国后才逐渐走向统一和强盛。一方面，征服者为了缓和原居民的不满情绪，不宜制定大陆式法典；另一方面，必须谋求整个王国的法制统一，否则分散的法律会使建立统一国家的目的失败。由此，统治者只能选择派出官员代表王室巡回审判,并在个案的处理中寻求法制的统一。经过若干年的积累，终于成就了蔚为大观的普通法制度及理念，并随着英国向世界的扩张而在世界的范围内形成了与大陆法并立的普通法法系。

不用制订统一法典，仅通过个案处理达到统一法律的目的，这是法律史上的一个事实；相反，在现代的一些国家里，即使有了统一的成文法，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制，这也是一个事实。为什么？关键在于前者是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探寻法律理念的统一；后者则是脱离法律实施，单纯追求抽象法律体系、法律术语的立法文本的统一。世界上最困难的“统一”莫过于对语义含混的文本的解读。当人们因具体案件的争议会聚到法庭时，对法律条文如何解释就成为首要的问题。而人们对法官的解释即判决不能理解时就会构成对法律的怀疑。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对法律的怀疑与对法律的信仰是相伴随的。这里的关键不是立法技术，而是司法实践。

普通法和大陆法作为所谓西方世界两大法系基本上是以判例是否有拘束力而划分的。这从历史上就决定了两大法系对判例的重视程度不同。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由于承认判例本身就是法律的组成部分，因而研究判例是职业法律家的必修课。同理，希望自己所判案件成为经典判例则是优秀法官的必然选择。为达此目的，他们必须在判决书中详细论证自己对法律和正义的理解。如此便产生了许多堪称辉煌的判决书，也从法官中造就了大批法学家。“遵循先例”同时意味着“法官造法”。而所谓“法官造法”的制度，极大地调动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它在使法律保持稳定的同时也创造了法律与生活同步的活力。
在判例法国家，法院的判决书称为意见（opinion）。“意见”不是作为“决定”的判决本身，是指判决的理由。在判例法国家，有拘束力的判例不是判决本身，而是判决理由。判决理由是从案件事实中提炼出来的法律原则或规则，或者说是对具体事实产生的法律问题应如何决定的法律解释和声明。意见通常由一位法官撰写，其他持相同意见的法官则表示赞同。据了解，美国最高法院大约有1/3到1/4的案件中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其它则由多数或相对多数进行判决。在意见不一致时，会出现“并存意见”（concurring opinion）和“反对意见”（dissenting opinion）。“并存意见”指赞同结论但对法律推理和逻辑有不同意见；“反对意见”是反对法院判决的意见。这样，有些判决书会出现几种不同意见，令人读来饶有兴味。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法”追求理性和智慧的精神。尤其是反对意见体现了“历史长河中的生命力”（[美]庞德语）。事实上，许多令人关注的反对意见在若干年后成为多数意见甚至是一致意见。美国最高法院第十一任首席大法官休斯说：“作为终审法院，制定反对意见是对法律反思精神的诉求，是对未来智慧的诉求，它使得后来的判决可能纠正（持异议的大法官所认定的）法院所犯下的错误。”他还经常指出，我们不可能在法律的疑难问题上取得比在“更高层次”的物理学、哲学或神学上更多的一致意见。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意见”都是法官个人独立的署名意见，与我们的判决书的署名不同。

有不少人以为，英美判例法的哲学基础就是实用主义，因此法律也是杂乱无章，不象大陆法是以古希腊哲学、德国哲学为基础，因此可以构成体系化的成文法典。事实并非如此。在判例法诞生的早期，英国的大法官几乎个个都精通罗马法。正如美国法律史学家伯尔曼所指出的，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时期（他将这一时期定位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英国具有与大陆欧洲共同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价值。同一的法律传统形成了并立的两大法系，孰优孰劣并无多少讨论的价值。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仅仅在于：当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东方古国，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时选择的是大陆法系，对同样具有西方法律传统的普通法所知甚少，对判例重视不够，这是否就是导致我们难以活化移植法律的重要原因？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普通法更重视法律的实施，更重视法官的作用。这对于我国极为重要，因为我国的民众更需要法官在个案的判决书中展示鲜活的法律灵魂。

近年来，我国的法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法律理论问题得到了日益深入的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没有形成以司法为中心的研究视点。这与我国法律的低实现度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确实，法学家面对司法现实有着说不出的无奈，最好还是做纯理论的研究。可是法学是独特的学科，即使是法理学也不能离开司法的视角。为什么？因为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现象的焦点在于：法官就是会说话的法律，法院的判决书就是法律，法律帝国的首都就在法院。如果你是法律的摄影师，那么请将镜头聚焦在这里。

作为职业法律工作者，我曾经常遇到一些历时七、八年，审了十几遍的案件。从初审、上诉、发回重审、再上诉、再再审、终审、申诉、再申诉等等，直到最高法院。当事人不断地从败诉到胜诉，又从胜诉到败诉。案件的判决就象翻烧饼一样不断地改，可直到最高法院的改判都从判决书中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理由。不难想象，这种案件的全部参与人，当事人、律师、法官等等，有谁会相信法律在这个案件中体现了尊严。抛开案件的背后是否有黑幕不谈，所有的判决书缺乏司法特有的法律论证是根本原因。沈阳刘涌案件改判引起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华东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海斌在这“一片哗然”中点到了要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判决书？这不仅是刘涌案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是社会对正在进行中的司法改革提出的问题。在走向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份阳光下的判决书，一份有着严密论证、详尽说理的判决书，一份旁征博引、法理透彻的判决书。总之，是一份充分尊重法律精神和人民知情权的判决书。”（《人民网\社会\社会观察》）。当最高法院将刘涌案划上句号的时候，我感到应当开始构思本文，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仍然没有说明和论证再改判的理由。刘涌案究竟应当怎么判，不是没有参加审判的我能妄断的。但我能评论的是，两次改判都没有详细说明理由。辽宁高院的判词是“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及“鉴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而改判死缓；最高法院的判词是“原二审判决定罪准确，但认定‘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与再审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不符；原二审判决‘鉴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刘涌所犯故意伤害罪的量刑予以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纠正。”这些判词让人看得一头雾水：什么是“本案的具体情况”？“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多大？是否不够大？“与再审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不符”是什么意思？是否根本排除了刑讯逼供？“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什么？刘涌案引起民众的广泛质疑和争议具有司法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它至少包含了要求法院能够交出一份“讲理”的判决书。

所谓“讲理”，除了一般含义以外，更主要的是指对于案件事实所应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这种解释不是对抽象法律条文的解释，而是根据个案事实将所适用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活化。对于疑难案件，这种法律解释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十分复杂。但这并不能构成否认司法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的理由。因为在大量的、一般性的案件中，法律解释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不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法律本身是明确的。但在法律有空缺或含混时，法律解释构成疑难问题。这种疑难问题同任何其他学科的难题一样，必须由职业性的专家来解决，而不是不能解决。当然，这种解决不能是主观任意的，它的前提是对法律客观性和确定性的追求，否则法治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在法律的疑难问题上，因为解释者的解释方法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尤其是法律解释必须顾及决定他人生死或利益的后果，所以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赞同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当法典默不作声、含混不清或摸棱两可时，法律又如何统摄一切呢？本书通篇表述的是我几年来断断续续、点点滴滴研究所得的一个答案：法律推理是建设性阐释的一种运用，我们的法律存在于对我们整个法律实践的最佳论证之中，存在于对这些法律实践做出尽可能最妥善的叙述之中。根据这一见解，只有当我们确认并区分出政治价值中各种各样而且往往相互竞争的不同方面，识别并辩明复杂的法律判断中交织在一起的不同思路，以求某种阐释经全面考虑总的说比其他任何阐释都能更好地体现法律叙述时，法律论证特有的构成和制约才能显示出来。”

这种判决书中应当具备的特有的法律论证技术是职业法律家经长期法律思维和法律逻辑推理专业训练形成的。美国制宪会议时的著名学者汉密尔顿认为：“法官的职务固定尚有一从其本身应具备的条件出发而产生的理由。常有明智之士论及：浩瀚之法典乃是关系自由政府优点的必然现象。为防止法庭武断，必有严格的法典与先例加以限制，以详细规定法官在各种案情中应采取的判断；由此易见，由人类天生弱点所产生的问题，种类繁多，案例浩如瀚海，必长期刻苦钻研者始能窥其堂奥。”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实际上就是法律家之治。因为法治将统治权力交给了法律，而法律的运行依靠法律家。韦伯说：“倘若没有有学识的法律专家决定性的参与，不管在什么地方，从来未曾有过某种程度在形式上有所发展的法。”历史已经证明，职业法律家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同法治的历史进程成正相关。这似乎是一个逻辑怪圈，法治是对人治的否定，却本身又必须是法律家之治，即由法律家这样的“人”来治。其实关键在于，法律家是一种经过训练的独特的人，他们所具备的专业技能和理性，不仅使他们要在感情和立场上忠于法律，而且要能够真正理解法律的精神和原则。这样的“人”和人治的“人”是不同的。

有不少人以为，当我们的法官还不具备职业法律家素质的时候，要实现法官独立是可怕的，不仅不能做到司法公正，反而会出现大量法官滥用权力。这种认识只具备表面上的逻辑意义。究竟是等到法官具备了职业素质后再搞法官独立的制度，还是先建立制度才有利于法官职业化的形成？这是一个类似于鸡生旦还是旦生鸡的问题。不要低估中国人的智慧，也不要低估中国法官的能力。问题在于智慧的用武场所何在？当办案法官根本不需要、也无权为案件负责的时候，谁也不会去努力提高职业素质。他们的精力和才智用于何处，是我们当前在制度上应该考虑的问题，至少要明确方向。
中国的司法改革令人关注。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进行的称之为“审判方式的改革”以来，我们取得了不少进步：主要是避免庭审走过场，加强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诉讼职权主义，扩大合议庭的权力，提高诉讼效率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些改革使程序公正理念得以悄然兴起。但从司法活动的最终产品----判决（书）来看，可以说司法改革迄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判决书的武断无理的状况没有什么改进。以庭审为中心的制度训练了律师的论辩能力；而弱化诉讼职权主义的庭审方式则可以掩盖法官的无能。法官完全可以无视庭审中双方律师的雄辩，因为判决书不需要论理。尽管如此，律师仍然要在法理上下功夫，期望法官能采纳自己的观点。这与美国律师在办案中的方法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律师只需注重证据，注重如何影响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判断。至于法理则无须长篇大论，因为法官比他们更懂，法官的判决理由往往是长篇大论。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司法领域内部的改革问题，也不仅仅是法学家要研究的课题。许多关键问题涉及整个国家政治制度，也不是朝夕之间可以解决的。例如司法独立及保证独立的配套制度，违宪审查问题，司法行政管理问题，执行制度，司法监督制度，等等。许多具体的制度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改革显得甚为艰难。但也不能认为我们都无事可做，例如将律师资格考试扩大到整个法律职业资格的考试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对于职业法律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再例如，我们能否在判决书的写作（当然不是一个写作问题）上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如：最高法院有选择地发布的判例可以有拘束力，建立判决书独立署名制、允许发表不同判决意见，不准回避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和观点，公开发布、点评疑难案件，定期编辑出版优秀判决书文集，等等。我相信，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将有效地限制司法的武断和暗箱操作，有效地加强法官的责任和促进法官素质的提高，从而为进一步的司法改革奠定基础。同时我也相信，这些制度是目前完全能够建立和实施的。因为：第一，现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没有任何一条规定不许判决书“讲理”；第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力是法律赋予的，解释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包括选择典型判例作为有拘束力的司法解释；第三、判决书的独立署名制和同时发表不同意见的做法不违背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权力的现行法律规定，即权力的行使没有改变，但判决书的署名改变了，谁是什么意见就在什么意见上署名。

我预言，如果说审判方式的改革使得司法领域开始重视程序正义的理念，那么我称之为“判决书制度的改革”将从司法最终产品的角度真正推动中国司法改革。